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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书刊杂志收藏---球迷徐克博客

清风徐来 克己待人

 
 
 

日志

 
 
关于我

我是一个球迷,酷爱收集足球书刊杂志画册等,喜欢巴乔、马拉多纳、荷兰三剑客、AC米兰、曼联、巴萨、意大利、德国队。也是一个军事迷,经常浏览军事网站,作一个忧国忧民的愤青。爱和朋友喝啤酒。球踢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一天,我在操场踢球时,有一个大连小伙走过来,说我踢的很好,我们一谈才知,他是-----大连队90年代初的中场核心王军----家邻居!请各地的球迷朋友和我联系互通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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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璞写—我的12年国安球员生涯》杨璞著---(XuKe转帖连载之一)  

2013-12-19 08:51:44|  分类: 球星自传传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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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2年国安球员生涯
                                                 
杨璞


          美好的回忆!大家都喜欢这样说!是的,不好的回忆谁也不喜欢被提起,但在我看来有些东西是用来总结的,不好的才要总结。谢谢!不管说什么,好或不好,至少您们把文章看完了!当然要谢谢啦!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完美的!总会被许多不好的东西,不顺心的事,去左右自己的想法。而真正去做的时候,谁驱使去做? 只有自己!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是什么?是选择的力量!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去选择的,没有人会左右你自己的想法!

         所以嘞,我既然选择写了,就不担心什么!因为我不是完人,我有不足啊。写就会有好的有不好的,看的人就会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重要的是我敢去面对!只有敢去面对和正视自己的不足,你才会不断的进步和充实自己。

        还是那句话,回忆不全是美好的,不完美的才是完美!感谢每一个人!

                                                                       

一、
   
    我现在是标准的朝九晚五上班族。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收拾停当后就开车上班。从京承高速进城,从西门进入工体18看台的俱乐部,上三楼进入青少部,进门第一张办公桌属于我,上面有电脑、茶杯、文件等工作必需品。我对面是纪程,我的同事,我们没事儿就贫上两句,有事儿就一起开车出去办事。这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大模样。我是杨璞,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最新任命的青少部经理。以前是职业球员,大家熟悉的那个国安8号。
 
    到现在为止,我是国安历史上身穿8号球衣时间最长的球员,一共12年,从1998年到2009年。实际上,如果不是徐云龙身体太好,我也许会成为效力国安时间最长的球员,他至少为国安一队踢14年,我倒希望他踢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传奇。注意,我指的是效力一队时间最长,杨昊总号称为国安效力13年,但他那是从梯队就开始算的日子,属于严重给自己脸上贴金。

    退役之后,本来很坦然,认为作为一名球员该得到的该经历的我都得到经历了,开始新的一段人生旅程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直到前段时间看来北京电视台为佳一制作的《踢球者邵佳一》专题片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真的还有很多不舍,12年的往事就像电影一样在脑中闪回。写下来,我告诉自己。什么都不为,就为了那段一生只有一次的经历。所有愿意回忆往事的同行者可以见证,看看我们在已经过去的那个12年中到底有多少结点可以一起回味。

    把时间拉回到2009年的11月30日,这是那年的中超新科冠军北京国安队重新集结的日子。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虽然上场不多,但荣誉感丝毫不逊于他人。像往常一样,度过了一个假期之后,我又回到了熟悉的队伍之中。看着大家有说有笑的样子,我表面镇定,内心却有一番别样的滋味。也许,我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

    下午的训练与往常的归队第一练一样,所有队员都是在工体的跑道上狂奔。每年都一样,归队当天就要搞一个12分钟跑的测试,目的是教练要摸底球员的身体状况,看看在休息这段时间里是否坚持训练,所以量体重和测12分是两个最有效的办法。云龙轻松的跑完了3100米,其他队员也都咬牙坚持下来了。我只跑了几圈右脚就已经疼痛难忍。于是我离开了跑道,尽量沿着跑道的内沿行进,因为这里都是枯草,相对比较软。队医张阳提醒我要回到跑道上,以避免受伤。但在2006年伤过的右脚正隐隐作痛。平常,我是以能咬牙著称,而现在的牙似乎怎么咬都不管用了。

    第二天,我没有跟上大部队的训练节奏,自己跑出了汗,就回宿舍了。
    第三天,脚还是疼,我干脆没有再参加训练,我自己想,“是不是真的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徐云龙,他有点吃惊,“应该还能再踢一年吧,你走了,我跟谁住啊?”
    自打徐云龙1998年底进队,他就和我住一个屋,整整12年,我想退役的事情让他感觉到如此不适,那就更别说我自己了。不过,在那天开车回家的路上,我还是最终决定,就此脱下国安队的8号球衣。又过了几天,我和洪指导和俱乐部的领导先后谈了自己的想法,退役这件事也算定了下来。在决定退役那一天,我把自己的MSN签名,改成了“生活才刚刚开始”。
    从此我脱离了国安队这个为之奋斗了12年的集体,不再训练也不再参加队会。最后一次和他们在一起是12月6日到上海领取中超冠军火神杯,这个奖杯我同样为之奋斗了12年。
    2009年12月31日,我和几百名球迷在自己的退役仪式上迎来了2010年。很多队友和球迷都来捧场,其实举办这个活动就是为了答谢他们。罗总和洪指也来了,我甚至有点受宠若惊。那天晚上,小肇从辽宁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写的是“生活还要继续”,我给他回的是:“去你大爷的……”绝对的混搭对话,但我们都明白什么意思。

   

二、我当初为什么抵触加盟国安?
   
    云龙即便能在国安踢到40岁,他有一点也是永远无法赶上我的,因为我比他早入队半年,我是他永远的师哥,必须的。也正因为如此,我的国安故事才必须从1998年说起。那一年对于我来说是命运转折的一年,也正因为进入国安,我的人生会如今日这样。否则,也许就也是流落到其他球队中的一员,早早退役,无人知晓。其实,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朋友又很多人球都比我好,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踢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我很幸运,也应当感恩了。

    现在想想,我所得到的一切都应该感谢国安。但在1998年的时候,我并不是这么想的,甚至连穿上国安队服也是“被要求”。那时我是维克瑞的球员,我们是全国青年联赛的超级强队,当时压根没有想过去国安。别说1998年当时国安青黄不接,就连1995年国安最火爆的时候,我也没有这种想法。当时维克瑞与国安同时住在工体,我们的目标就是从乙级打起,三年内变成北京的第二支甲级球队。类似米兰和国米那种感觉。说实话,以我们当时那批人的实力,再配上好外援,绝对没有问题。

    想法和现实总有距离,那时我才18岁,能HOLD住什么?就连维克瑞被国安收购的消息我都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我知道的就是一个结果而已。我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听到国安收购我们的消息的第一反应是,我们这批人肯定不能完整的保留在一起了。当年国安之所以收购维克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人员大面积流失,缺乏后备力量,在甲A联赛中报名只有18名球员,替补队员也只有三、四名,再这么下去根本就打不了比赛了,所以才动了收购我们的念头。问题是,我们这批77到80的球员一共有20都人,进入国安必然分散。大家一起共事六年,各奔东西真的挺难受的。     

    而且,当年我们当年已经在打乙级联赛了,还代表北京参加了1997年全运会,我们都对球队的实力很有信心,继续下去,进入甲A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于是,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对徐云龙他们说:“干嘛去国安啊,咱们自己从乙级联赛一步一步往上打,多好。去了国安,肯定要拆队,咱们队要是分开了,多可惜啊,我还真舍不得。”云龙是1996年才从什刹海体校转过来进的队,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正式“同居生涯”。关于云龙和我同居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每次想起来我就底气十足。不过,这个故事还是以后再说吧,接着说被国安收购的事情。

    1998年4月30日晚6时许,随着中信北京国安俱乐部副董事长李士林与北京威克瑞俱乐部董事长李杰在协议书上双双签字完毕,原北京威克瑞队正式开始成为北京国安二队。国安俱乐部用1200万人民币的代价,收购了威克瑞的24名球员,平均起来,我们每个人值50万人民币,这是我的职业足球生涯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身价。这批人最后真正留在国安打到最后的只有我、云龙和陶伟,佳一、薛申、田野、杨世卓等人踢了几年就转会了。这么一算,当年国安斥资1200万的收购也绝对是大手笔了。
 
    就是这样,我在自己丝毫不能为自己做主的情况下顺利的加盟了很多人梦寐以求但自己当时并不是很想去的北京国安队。我运气好吧?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三、阴差阳错接过了传奇8号

    周围人都觉得我在球场上是混不吝,放的开,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紧张。自我感觉也差不多,什么事情都想的开。但活到现在这个岁数,我逐渐感觉有些事情确实是摆脱不了的天意。就拿进入国安这件事情来说吧,一开始我有些抵触这件事情,但转来转去我还成了第一批被选中进入一队的球员。而且,还阴差阳错的接过东哥的8号球衣。这都什么和什么呀,哈哈。

    那批维克瑞一共有20多个球员,云龙、佳一都是那批球员,因为位置和年龄的关系,我和薛申、孙永诚、田野却成为第一批进入一队的球员。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有多么优秀,全是命吧。当时国安队人员严重紧缺,尤其是前锋和边前卫更是没人。我左右边前卫都能打,就把我挑上了。记得是5月初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说是过几天就要和另外三个队友去国安队报到。

    据说当时国安俱乐部已经派人看过我们的比赛,而且在1997年郭瑞龙指导还作为主教练带我们参加了全运会,所以也比较了解情况。接着,在5月5日和7日两天,我们4个人在顺利的通过了12分钟跑和折返跑的测试之后,实际上已经拿到了代表国安队在联赛中出场的上岗证。那段时间,北京的媒体给我们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威克瑞四小龙。体侧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98年5月8日,是我第一次到国安报道,我也是从那天开始正式变成了国安队员。虽然记性一直不好,但那天的经过还是记得非常清楚,一共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领装备。作为职业队,国安的球衣球鞋肯定都比我们青年队好很多,就像一个军人,原来用步枪,现在换成了冲锋枪,当然会很兴奋。自己抱着一堆装备还没缓过神来,国安队的管理员康玉明就把两件8号球衣递给了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以后你就穿8号吧。”我也相当轻描淡写地应了一句:“成。”表面无所谓,其实特高兴。因为我在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穿8号球衣,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号码,到了国安又是8号,我觉得是个好兆头。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才琢磨过来国安8号的上一任主人是曹限东,顿时感到一点压力,曹限东可是老国安的绝对中场核心。“就是他了,挺好。”我对自己说。退役之后,我有一次给东哥打电话还说起这件事情,我说:“东哥,咱两都是8号,绝对不能栽面儿。”东哥说:“别说那么多,哪天一起喝酒。”

    那天的第二件事是拍照。我们四个人被带到工体内场,各拍了几张单人照和集体照,算是给俱乐部留下点资料,毕竟我们是威克瑞被收购之后第一批进队的4个球员。我记得我在4个人当中是笑的比较充分的一个,拍完照,我听见摄影师小声的和旁边的人念叨,“这个新来的8号有戏,放得开。”我放的一直比较开,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吧?

    第三件自然是训练。当时国安队的主教练是沈祥福。沈指把我们四个叫到一起,简单的说了几句,“第一,生活中对老队员要尊重,尽快融入球队,第二,训练的时候要全力发挥,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只要是场上形势需要,该下脚就下脚。”那一天的训练让我印象深刻,即便是和魏克兴、胡老师、谢朝阳和周宁几个老队员一起参加过八运会,但毕竟国安队的大部分球员包括冈波斯、卡西亚诺和安德雷斯这三杆洋枪,我们还只是在电视上见过人家踢球,所以真踢起来,自己还是有点含糊。

    特别是卡西亚诺,他在射门之前的动作简练实用,常常是在后卫和门将毫无心理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完成攻门,在队内练习赛中,他一场进4、5个球犹如家常便饭。这让我一下子认识到,我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踢球了,早年间那些国少队和国青队的国际比赛经历,已经太微不足道了。那天的训练结束之后,我们四个开始承担背球袋,收拾训练器具的工作。这是国安队的传统,也是小队员入队必须要做的事情。

    一个星期之后,我开始能在训练中的自如的发挥,也慢慢觉得自己能够通过努力在这支球队中站住脚跟,并开始希望真正代表国安队在联赛中出场。在我穿上国安的队服之后,威克瑞青年队的其余队员也第一次穿上国安队的绿色战袍,出战1998年的乙级联赛,在首轮与河北阳光队的比赛中,得势不得分,最终主场被对手逼成0比0平。威克瑞时代彻底结束了,我们摇身一变都成了国安人。

四、帕潘是我第一个巨星对手

    12天。我只用了12天就在国安完成了从替补到主力的转型。我是5月8日第一次到球队报到领的装备以及确定的球衣号码,到5月20日国安在工体与法国波尔多队比赛的时候,我就被沈指首发派上球场了。麻将桌上有那么一句话叫“千刀万剐不糊头一把”,谁知道这句话在球场上也适用,我顺利的“糊了”第一把——在友谊赛中当上主力,在后面的比赛中一次主力都没当过不说,年底还差点被沈指被卖了,这是后话了,先说我这第一次当主力的过瘾事儿吧。

    1998年5月20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国安队VS法国波尔多队,漂亮。国安的8号就是我,一名刚过20岁生日的小将,第一次代表北京国安队在正式比赛中上场,司职左边前卫。我表面很平静,内心绝对兴奋,第一次总是那么让人难忘。对手中有帕潘,世界级球星,1991年的欧洲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双料得主。与我们比赛的时候,他虽然已经35岁的高龄了,但能力没有问题。事实也是如此,他最终被波尔多队打进了第三个进球,战胜了我们。

    虽然此后12年的职业生涯中我遇到了无数世界级巨星,大小C罗都踢过,菲戈齐达内也碰过,朴智星没成名的时候我们就打过比赛,但帕潘却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世界水平,特此留念。

    由于是友谊赛,我们刚从维克瑞上来的四个小将都会有机会,我幸运一些,被派进了首发阵容。比赛之前,沈指在布置战术时就说了一句:“放开踢,踢好了是你自己的,踢不好,有老队员兜着呢。”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轻松,因为有人给我兜着。几年之后再听这句话就不那么轻松了,因为我需要随时替别人兜着了。当我实在兜不住了,那就退役了。哈哈,稍微感慨一下。

    回到球场上。那场比赛的上半场我发挥的相当靠谱,分别给卡西和安德列斯创造了一个单刀机会,可惜运气差了一些,都没进去,我的处子助攻就没有完成。下半场,沈指让我改打左边后卫。当时感觉没什么关系,反正都是左路,但事后琢磨左边前卫和左边后卫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对方的一次进攻中,我在禁区右侧有一个犯规,对方罚任意球,结果把比分改写为2比0。这就是典型的边前卫思维犯下的错误。在踢边前卫的时候,适当犯规是必要的,因为离球门比较远,但打到后卫之后,这种犯规必须谨慎,因为我身后没有防守队员了,再犯规或者漏位就是直接面对门将了。

    沾了我是年轻队员的光,沈指在比赛之后并没有评判我。还因为我是年轻队员,南方责无旁贷的给我说起了球,我记得他一脸认真,语速均匀且没有任何结巴,这是他最敬业的状态,他跟我说:“那个球对方已经被逼到角旗附近了,他就一个人,咱们三个人都把他围死了,他转身你怕什么,后面还有我们呢,你一伸脚犯规,等于把咱们的防守优势给瓦解了,不是说对方进球了,就是这球后来没进,你也用不着犯规。”“是,确实有些鲁莽了。”我当时应着。

    我当时刚刚进队,南方是大哥,又是主力,给年轻队员讲球是他的兼职工作,认真之极。别说是正式比赛,就连现在我们一起踢野球的时候,他都会随时在球场上进行现场讲解。整个1998年南方都会随时给我讲球,我就是听着。到了1999年,我打上主力了,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南方不给我讲了。说真的,还挺不适应的。2000年乔里奇接手国安队之后,我发现除了教练没有任何人在给我讲如何比赛了。也许是我长大了吧。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和南方他们这些老队员的关系越走越近,训练之余经常一起吃饭。2000年年底,我和南方还有刘建军一起去了趟三亚,当时送我们三个人到机场是司机很有名儿,她是个女的,是超级巨星,至于名字,我就不说了,哈。

    与波尔多的比赛虽然输了,但也算完成了我姐的一个心愿。那天比赛我姐就坐在工体的看台上,我知道她可能比我更紧张更激动。那段时间,她比我更爱看国安队的比赛。1996年和1997年的足协杯决赛,都是她拉着我去工体看的。第一年是她去买的票,第二年是我和刘刚到国安队找谢朝阳要的票。毕竟我们一起踢了八运会的比赛,谢朝阳和周宁已经拿我当小兄弟了。

    我和我姐用要来的票看比赛状态是不一样的,有一种我和国安是一家人的感觉,有面儿。那是1997年12月28日的足协杯决赛,国安队2比1胜申花第二次夺得足协杯冠军,我姐在看台上幽幽地对我说,“什么时候,我也能坐在工体里看你在下面踢球,我也能跟旁边的人吹吹牛,‘看,那个就是我弟弟,亲的’。”当时我没说话,心里想着,“这都不是事儿啊。”但是没敢说出来,因为现实离我还是挺远的。

    谁又会想到,我姐那话说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就穿着国安的8号球衣在工体比赛了,而且,还是首发出场。可是,谁又会想到,这场比赛之后,我却在国安迎来了第一个职业生涯低谷,那谷叫一个低呀……

五、年轻的替补队员伤不起

    低谷来了。在当时看确实是低谷,但现在看也就是一个水坑,微微一笑就迈过去了。那没辙,谁让我当时小呢?我承认那时太幼稚,太不懂事儿,太不知道反省自己。

    其实,1998年的自己个儿就是一个板凳队员,如果非要在板凳前面加两个字,那就是“绝对板凳”队员,简称“绝板”。这种队员有点儿类似于周星驰电影《喜剧之王》里的那个“死跑龙套”的演员,每场戏都看的见,但也都看不见。现在想想,一个20岁小球员,没有职业联赛经验,能当个替补就算是无上的荣耀了,还要啥自行车啊?
   
    和所有的低谷来临之前的迹象一样,都会出现一些伪高潮。比如我代表国安参加与波尔多的比赛还首发出场,再比如我6月份入选了国奥集训队还当了三队队长。我相信,这两件事情足以让所有20岁的小将心花怒放了。我当时就是20岁,所以怒放了。不但怒放,还合情合理的认可了自己的能力。我有时会想,这一切太正常了,一个从小学校队、到东城体校、北京少年队、威克瑞青年队、国少队和国青队一直打主力的球员,再当个国安主力和国奥主力难道不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我认为是的。所以,就摔了一个大跟头。

    先是在国奥队集训的时候肋骨骨折,谁撞的不清楚,如果“肇事者”看到我写的文字就告诉我一声儿啊。当时国奥队召集了国内1977到1980年龄段全部精英,一共分成四个队,我是三队队长,隋东亮是副队长。国安的田野、马荃也一起入队参训,孙继海、肇俊哲等人都身在其中。如果一切顺利,我代表国奥队参加接下来的奥运会预选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问题偏偏是,事情没有一切顺利。

    受伤之后自然无法训练,不但在国奥队训练不了,回国安之后也停了两个多月,一直到9月份才能正式训练和比赛。事情就是这么前赶后凑,在国奥受伤离开之后,回到国安也就被耽搁下来了。受伤的时候自然无法报名,伤好之后的一段时间也报不上名。这段时间里,薛申首发了,田野首发了,7月份才从健力宝回到国安的陶伟也首发了。我呢?我是人间被蒸发了。

    那段时间我的惟一爱好就是逛街。如果报不上名我就去当时的三里屯北街闲逛。有一次徐阳也没报名,我就敲开他的房门,他正在抽烟,看样子也不高兴,我就讨好的跟他说:“走啊,阳哥,去三里屯买仔裤去,反正也没报上名。”现在想想,徐阳肯定挺烦我的,就随口打发了我两句,然后就自己出去了。不过他当时还是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就冲他这句话,我以后去三里屯买仔裤的时候经常给他带一条,毕竟在那个时候那句话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

    别人鼓励不够,我每天回家之后还都会进行自我暗示,写日记激励自己,第一句话总是:“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日记本现在还留在家里,没事儿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看,有点儿意思。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我的“绝板”生涯还在漫无天日的继续着。在1998年的下半年,我就是“绝板”,绝板的板,虽然大部分比赛都能进入7人替补名单,但只被换上过两次,其中还有一次是在主场领先到伤停补时阶段,纯粹就是利用换我这个人去耽误掉30秒的时间,我还没碰到球,比赛就结束了,我心说了,“我这汗还没出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自己还得跑两圈啊”。我仰望工体看台上欢呼的球迷,耳朵里却什么也听不见,工体似乎已经不是工体了。

    我这是怎么了?从小就是主力队员,为什么突然不灵了。如果能穿越,现在的我回到那个时候肯定能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可是,没有那个可能。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核心思想就是:沈指不喜欢我,我就是不服气,他们踢的都那么回事儿,我肯定比他们强。总之,自己没毛病,别人都是问题。

    这个赛季结束之后,有一次沈指找我谈话,帮我解开了当时的谜团,沈指说:“知道为什么5月份打完两场商业比赛,我就不用你了吗?你踢球太随意了,这还是好听的,说得难听一点是不负责任。”我没说话,沈指接着说:“我知道你的技术底子不错,但踢球一定要严谨规范,最基础的技术动作可能并不华丽,但却是最保险也是最有效的方式,脚弓传球即稳妥有准确,可你为什么总是一抹、一蹭,踢得那么不规矩呢?”

    当时听完沈指的话自己只是知道以后不能那么随意的踢了,因为再那么随意就打不上比赛了。后来才真正明白沈指那番话的真正道理:对于一名球员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技术动作是否华丽,关键是技术动作是否合理,俗话就是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做适当的动作选择。我那种小花活在前场用用也许没有问题,能添点儿彩,但是在本方禁区附近就不能用,必须合理出球,降低失误可能性,保证球门不失球。

    由于当时是年轻队员,特别想表现自己,所以反而忽略了最基本的东西。后来昊子、辉子他们入队之后,我发现他们也有我当年的问题,有时候比赛的时候就跟他们说道说道。说完之后才发现,他们不就是昨天的我吗?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啊,哈哈。在我看来,“年轻的替补队员伤不起”有两重意思:一是身体不能受伤,二是心理不能怕受伤。

    那些往事现在看来是轻描淡写成了笑谈,当时身在低谷中却是不折不扣的磨难。这还不算完事,因为还没有没到谷底呢?谷底是什么样子呢?是让所有年轻的替补队员最恐惧的那个灾难!

六、1998年底险被沈指挂牌

    13年前还没有知道2012的预言,所以“末世说”并不可怕。对于像我这样20岁出头的小球员来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没有球踢。是的,我当年险些没有球踢,差一点儿在进入国安队的第一年就被挂牌出售。我前面之所以用到了“最恐惧的那个灾难”这句话,是因为沈指在“险些决定卖我后来又没有卖我”的这段过程中,我毫不知情。想想真是后怕。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不是君子,所以在三年之后就“报复”了沈指一下。

    那是在2001年十强赛在绿岛期间,有一次和我米卢、沈指一直蒸桑拿,闲聊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把话题转到了我身上,我当时故意逗沈指说:“您当初还要卖我呢?幸亏没卖吧。”沈指听完也没说话,就是自己在那里一个劲儿的笑。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虽然当初沈指在会上对我说了“差点没给我报名”这样的话,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行动。沈指后来跟熟人聊起这件事情的事后揭开了谜底,“我吓唬吓唬他,不然这小子不好好练。”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一场虚惊,一个玩笑而已。沈指是我永远的恩师,无论他在哪里都希望沈指越来越好。

    虽然是个玩笑,但万事也有因由。我总想,当年为什么是我差点儿被卖掉呢?南方他们老队员说我起点太高了,“你和波尔多踢的太好了,后面的比赛表现稍微有点儿不好沈指就不满意了吧。”有这个可能。我记得当年与波尔多踢完比赛之后,又与红星踢了一场,当时在后场妞子(刘建军)传我一球,我本想蹭给前锋,但不想被对方前锋给断了,结果打了反击进了我们一个球。两场友谊赛,我的表现形成落差,后面打不上比赛也是情有可原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一贯的踢球方式给人的感觉可能是不够积极主动,从小就有一些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处理球方法,所以有时候不符合常规的处理球方式吧。我之所以想把这件事情琢磨清楚,主要是希望给年轻队员提个醒,刚入队的时候,如果遇到像我这样教练不用、甚至动了卖掉的想法,第一件事情是多琢磨琢磨自己的问题,别用眼睛一直看着别人好不好,对自己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我虽然没有被挂牌,如愿以偿的留在了国安队中。但与我朝夕相处的威克瑞队友却在1998年年底各奔东西,我们各自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去哪个方向并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被动选择的结果有好有坏,已过数年,回首往事还是有些感慨。作为第一批离开先农坛威克瑞队的四人之一,一有时间我都回去看看,和哥几个吃个饭、喝点酒、聊聊天。日子就这么有一搭无一搭的消耗着,我们的团聚因此显得格外珍贵。

    国安买下威克瑞之后,最终留下了云龙 薛申、孙永诚、陶伟、田野、邵佳一、刘正坤、杨世卓和王硕等人。当时和我关系不错的刘刚、马荃却不得不被挂牌租借远走他乡,刘刚在2000年年底曾有机会回国安,最终还是擦肩而过。后来分别在北京宽利和北京宏登踢球,现在已经退役。马荃去了四川全兴,此后转战青岛和厦门,他最拿手的是手榴弹一样的远程界外球,绝对算是中国职业联赛一景儿。

    在大家知道各自的去向之后,又赶上冬季间歇期,我们这帮人有事儿没事儿就凑在一起吃饭,说的什么都记不清楚,反正都是年少轻狂之言。坦白讲,一群20岁左右的小伙子还不懂得感伤,就是觉得大家不能继续在一起踢球有些遗憾。我退役之后再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仅仅是遗憾了,而是彻头彻尾的无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原本有机会提前若干年为国安拿到冠军,为北京争得荣誉,好机会就这么葬送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全中国球迷提起1999年辽宁队那批球员都认为是人员最整齐的一帮人。但我们威克瑞在那个时候完全能够把他们压制住,一直压着他们。这不是我信口胡说,可以去问问大羽、小肇,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打不过我们。如果我们那批人能够更完整的保留下来,再配上几名老队员和好外援,中国足坛的格局绝对会大不一样。高峰总说1995年那批国安如果人不散,后来就没有大连什么事情。我认为如果威克瑞人都在,国安的夺冠时间至少早上三到五年。沈指也是这个观点,他后来从国奥回来再接国安队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总而言之就是可惜。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我们国安之所以现在把2009年全运会那批队员整体保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防止当年威克瑞事件重演,这批队员虽然绝对实力不如我们当年,但如果完整保留下来,对于国安来说绝对是件喜事。

    又说远了,还是回到1998年年底吧。结束了假期之后,全体队员报道准备新一期的冬训。沈指用“差点不给报名”吓唬完我之后,又用美好的远景鼓励了我。沈指说:“今年你们威克瑞有潜力的队员都进队了,再加上商毅,国安队已经是你们年轻人的舞台了,年底教练组确定名单的时候,我差点没给你报名,这个冬训好好练,我相信你们这帮年轻人的朝气,会对俱乐部一个惊喜的。”
 
    “沈指您放心,我努力。”这是我在那次谈话中,说的唯一一句话,也是肺腑之言啊。想想,能不努力吗?再不努力就真的被卖喽。

    那一年冬训我们选择了西班牙,这是我第一次到海外参加准备期的集训,虽然训练的条件并不算好,热身赛对手的水平也很参差,但我的确练得非常用心。针对我攻守相对平衡,进攻中又有一脚传球的特点,沈指更多的把我安排在左、右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上。再加上是赛季起的热身赛,我们这些年轻球员也打得比较多,竟然有欧洲球探开始关注我的表现了。

    是的,我要留洋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受到海外俱乐部的赏识。结果大家都知道,我没去了,还是留在了国安。但是,谁又知道我是为什么没成行的呢?

七、距离西甲只有一步之遥

    1999年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还不像现在这样完全是皇马和巴萨两支球队的天下,当然也没有如今在国际足坛那样无法撼动的地位。但提到西甲的时候,所有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欧洲五大联赛之一。奥萨苏纳队是当时西甲的中游球队,水平自不必说。就是这样联赛中的这样一支球队,他们竟然动了要我的念头。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我的一种认可,虽然因为“太年轻”而没有去成有些遗憾,但想起来的时候也挺欣慰的了。

    去西班牙之前,我没有一点儿想要出国踢球的念头。这和我爸对我的要求有直接关系,记得刚进体校的时候,我爸给我设定的目标是能进北京少年队就成了,以后该干嘛干嘛去。谁想后来我一路踢进了国安队,还能上场打比赛,完全属于超额完成任务。因此,对于未来的方向也就失去了具体的描述,后面的路完全就是我自己给自己设定目标了。

    想想啊,我当时就是一个20岁的男孩,没见过什么世面,生活方式和在威克瑞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区别:回家还是睡客厅的钢丝床,家里人也没拿我进国安这件事情当由头庆祝,就像小学升初中一样顺其自然。记得我进国安之后,我爸经常敲打我的话就是:“先做人,多学习。”别的?没了。什么职业方向、人生规划等等宏大问题,都没有进入我的视野之中。对我来说,打上比赛是真的,不然真的没面儿啊。

    正是抱着这种必须努力训练打上比赛要面子的心态,我和球队一起塔上了前往西班牙拉练的航班。正是因为当时没怎么出过国,所以一提西班牙都以为肯定是去马德里,怎么也得去个首都吧。结果是完全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具体城市名字我是记不清楚了,反正是住在一个乡村的学校宿舍里,十几口子睡一个大通铺,用公共卫生间,就跟小时候住体校是的,一个人放屁全屋人都知道。就这样我也没往心里去,能住就成,反正我们是来训练的。而且,人家说有六块场地可以供我们使用,还有强大的热身对手,这些足够了。

    尽管住宿条件艰苦,沈指也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要求。为了提高训练质量,沈指决定抵达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六点出操。第二天一早,全体队员都按时来到宿舍门口,穿好运动服,与周边环境极不配套,这种反差现在想想都能笑出声儿来。一般惯例是,一线队基本不出早操了。但我们队中大部分人只踢过几场乙级比赛,所以沈指也只有特事特办了。简单训话后,队员们开始做准备活动。接着,沈指二话没说第一个冲了出去:跑步。主教练都出去了,队员还不赶紧撒丫子。于是,走着。不,是跑起来了。

    如果我们这地方只有住宿条件差也就算了,毕竟不是来度假的。传说中的训练场地原来还真就是个传说了,看来凡事确实不能相信哥。虽说当时刚到一队,但此前好歹也踢了十几年的比赛,“阅”草坪应该无数了吧。嘿,还就真就没见过这么差的场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时是怎么形容这个场地的。听好了,我们将场地形容为“牛上去都能崴脚”。又不是越野足球比赛,何必给我们往山地上带呢?

    就是在这样的场地环境下,我们迎来了第一个热身赛对手:村级业余队。见过业余的,还真没见过这么业余的。对方竟然有扛着锄头溜达到球场边,然后再换鞋上场的主儿。与这样的对手比赛,我们第一场居然踢成0比0。都这结果了,对方居然还不服气,想改天再来一场,看样子不赢我们还真有点过不去了。沈指当时表现的很有定力,就不不答应。如果当时沈指答应了,现在可真成一乐儿了。有朝一日国安整理队史的时候,发现在1999年初竟然和西班牙一乡村球队踢过两场热身赛,这往后还不得成人所共知的笑谈啊。

    插曲过去之后,我们的热身对手的档次也逐渐上来了。人家水平一上来,我们这水平就下来了。在与皇家社会的比赛结束后,沈指绷着脸跟我们说:“要是有地缝我都想钻进去。”别说沈指了,我都想钻进去,整场比赛就看人家在那倒球,根本对不上牙,拼都拼不出来。从那时我就清楚了,足球真不是拼出来的。虽然打不过人家,但我每场比赛都玩命,沈指毕竟在那儿看着呢。
 
    沈指的特点是训练的时候又严又狠,比赛的时候以鼓励为主。比赛中,沈指经常是站90分钟来提醒队员的场上位置,但即使我们失误了也不会埋怨。他常说:“训练的时候我会对你们严格一点儿狠一点儿,比赛的时候,就只剩下鼓励了。”当然了,如果踢的太差也备不住被骂上两句。沈指是中国足球圈儿出名的老实人、人品正,但真急起来的时候是谁都不敢滋毛的。

    这个冬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度过的,天天玩命训练,每场比赛都像正式比赛那样踢,不敢有丝毫松懈。想法很简单,我得让沈指用我。努力了就有收获。通过努力,不但沈指后来用我,西班牙的奥萨苏纳俱乐部的人都想用我了。

    记得是在我们队即将离开西班牙的时候,当时队里的西语翻译武又文(现任国安副总经理)偷偷地告诉我,“人家西甲的奥萨苏纳俱乐部来人看比赛了,对你有点儿兴趣。”
    “不会吧,人就能看上我?有钱不买大牌啊。”我很是疑惑。
    “你以为所有的西甲俱乐部都跟皇马、巴萨一样有钱啊,买年轻有潜力的年轻队员,成名再卖才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你今年21岁,要是能踢出来,过两年,能卖一个超出10倍的价钱。”显然,武又文对于国外俱乐部的运作方式比我清楚很多。
    “然后呢?”我问。
    “俱乐部肯定不放啊,说你太年轻。”武又文说。

    这事儿听完我都没往心里去,总觉得不像是自己的事儿,像是别人身上的故事。真正觉得有点儿可惜了倒是现在,我有时也会想“如果我那时就能去西班牙踢球,后来肯定不是现在这样了,也许现在还能跟佳一是的,继续当球员呢?”

    很多事情都是前赶后错形成的。我认为,如果是以现在杨大爷的思维方式去判断当时的情况,保不齐就同意我出国了,我现在也许就真的成了海外球员了。不过,这个事情的主要责任还真不在于杨祖武杨大爷当时因为观念问题不放我,最根本的原因是我自己这么多年从来没产生过一定要出国踢球的强烈愿望,总觉得能在国安踢球已经很不错了,也挺好的,没有那种所谓的事业心和追求。

    试想,如果一个人真的一门心思想做出一件事情,又有什么困难是可以阻挡得了的呢?正因为当时自己的眼界、视野和认知度都不够,所以才如此草率的浪费了可以说是足以改变我一生的一个大好机会。作为退役的老队员,我特别希望现在的年轻球员特别是有希望踢出来的年轻球员能够拥有自己的足球经纪人,这样不但自己可以专心致志踢好足球,还能有人帮助打理足球以外但又关乎发展的大问题,比如和俱乐部签约、转会以及商业赞助等问题。当初我看似与西甲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真的需要走上很多年。

    又扯远了,还是回到球场上来吧。从1998年5月8日进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已经完成了从年轻球员到职业球员的转变。身边的人都说我运气好,但如果大家真的品位起来我经历的种种境遇时,似乎可以体会到我当初跋涉的那种艰难吧。尤其是1998年后半年的煎熬,真不是笑一笑就可以从容面对的。好在1999年年初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终于在队里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

    甲A联赛,我来了。嗨,来就来吧,当时谁又认识我。没事儿,我自然有办法让你们认识认识。

八、国安当年的餐厅潜规则
   
    在踢甲A联赛这个问题上,我绝对属于典型的高开低走。作为第一批进入北京国安队的四名威克瑞球员,我是眼睁睁的看着薛申、田野他们打上比赛,自己却与首发位置渐行渐远,那叫一个急呀。当然,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不然我也不会在西班牙的那个冬训中玩了命的练,为的就是早日打上甲A联赛。除了在训练场上努力,我还发挥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飞快的与老队员打成一片。不仅如此,还无意中参透了队中的“餐厅潜规则”。
   
    千万不要一提“潜规则”就往邪门歪道上想,在我们国安队里,这种被我刚刚命名的“餐厅潜规则”其实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习惯,仅此而已。具体内容更是简单的不得了,说白了就是:吃饭的时候坐哪个房间象征着在队里的位置。这绝对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现在的国安队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住工体小白楼的时候餐厅不大,分成大屋和小屋,一般刚入队的年轻队员都在外面的大屋吃饭,吃完就走;而老队员则喜欢在里面的小屋儿扎堆儿,边吃边聊,笑声一片,顿顿压桌。

    前面说了,我是第一批入队的球员,虽然比其他年轻队员就早半年,但在1999年初的时候,这早出来的半年时间绝对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在其他小队员看到老队员还多少有点儿敬若神明的时候,我早就与他们称兄道弟了。因为曹限东、谢锋等人那时已经离开国安,队里所谓老将也是南方、徐阳、韩旭这批当时24、25岁的球员,比我大个4、5岁的样子,还都是当代年轻人。

    细一琢磨,我这个人可能算是挺招人待见的那类,加上胆儿也大,跟谁都能招呼两句,说白了挺能混的,所以一来二去跟老队员们就熟了,从西班牙回来之后自然而然的就坐到里面的小屋儿吃饭去了。与自己一个饭桌吃饭的都是主力队员,久而久之,无形当中就增长了信心,我就心说了:“都能跟主力一起吃饭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跟主力一起上场比赛了,我也就是主力了吧,哈哈。”饭桌上大家就是随便聊,一群小伙子能聊什么我们就聊什么,互相挤兑。南方和韩旭属于哼哈二将,玄冥二老,绝对的国安名嘴,在他们两个面前所有人都得听着,现在央视的足球评论员名嘴徐总那在当时还显得嫩了那么一丢丢。而在这个小屋里叫我记忆最清晰的一件事,当属有一年N个人一起出资买了张足球彩票,其后果简直是.........! !  这之后我们得出结论,还是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踢球吧!别异想天开了,就咱们这躯体都没扛着中奖的脑袋!

    当然了,与球场上的真刀真枪比划相比,吃饭坐哪儿的心理暗示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运动队里这种所谓规矩从某种程度上分析也是“师道尊严”的一种变异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在国外也有,听朋友说梅西第一次进巴萨更衣室的时候,小罗就对他说:“你到我旁边来。”当时小罗是绝对男一号,梅西就是一个小孩儿,这种提携简直就像护身符。正因为如此,现在梅西和小罗的关系也是非常亲近,这就是所谓的知遇之恩了吧。当时我就是这种感觉,跟老队员一起吃饭从根儿上讲是件光荣的事儿。

    如果说当时在餐厅吃饭的座位是队内位置一种另类写照的话,住哪个房间以及和谁住则完全是随机抽取。由于云龙比我晚进队半年,所以开始阶段我是跟薛申一个房间,住二楼第一个房间,203,旁边是少磊和谢朝阳。从西班牙回来之后仍然是这么安排的。至于后来为什么又和云龙住到了一个房间,在这里还是要先埋下一个伏笔,到时候一并写出应该是挺有意思的一段往事。

    虽然当年小白楼的环境不是很好,房间也不大,但与前面提到的西班牙大通铺比起来可真是有天壤之别。那一个多月给我住的,都快不知道床是什么感觉了。那年的西班牙冬训对我来说还有一个特别记忆: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那年2月15日是大年三十,我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聚餐的时候一帮人瞎吃瞎喝,连饺子都没包。虽然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觉得特别亲,但还不是特别喜欢说关于足球的事情,就是一切都好好好,不让爸妈惦记就完了。回国之前,特意给我爸买了一个皮制的酒袋,给我妈买了香水,儿子我也是职业球员了,是大人了。

    从实际情况分析,从西班牙回北京之后我心里基本上就有谱了,感觉差不多能打上主力了。那会儿我还住东直门的胡同里,一回家就会有街坊四邻问候,街坊的长辈都会说几句“成啊爷们,进国安了”之类的话,我听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没觉得是事儿。而且潜意识里认为他们都不如我懂球,所以不愿意多聊。别说街坊了,就连我爸想跟我说说我该怎么踢球的时候,我都是三言两语打发了事。言谈话语中总带着些洋洋自得。

    那一年联赛开始的特别早,记得联赛开始之前我们还在先农坛打了“绿化江河杯”友谊赛,对手是当时的北京宽利。那个比赛打完了,我就基本知道自己能有一个主力位置了。一方面原因是我对自己的实力多少有点儿信心,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确实没人用,算上我打边后卫的一共就三个人,另外两个人是少磊和李红军,而且李红军有时候还要客串中后卫,我左右两个边都能打,又年轻,体能有保证,机会也就更多一些。

    想这些其实瞎掰,我脑子里更多的就是一个“拼”字,拼上主力位置是第一步。我们这帮小将为了位置训练中全玩儿命,老队员感到危机之后也是个个争先。有这么一个细节能说明当时大家竞争的激烈程度,一次训练中,我把一个老将过了,人老先生不知是防守动作过大还是打击动作过小,反正当时“咣当”打了我一拳。得了,忍吧,接茬儿训练,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还好,也就这么一次挨打,后来再过这员老将的时候就不吃拳头了。我琢磨可能是第一次被我过的时候不太习惯,心态失衡了,后来被过习惯自己就调整过来了吧。

    1999年赛季的北京国安队绝对是名副其实的青年军,除了胡老师是教练兼队员,大王涛在30以上,其余所谓老将也都没过30,李东波、王少磊、李红军、谢朝阳,周宁,南方、徐阳、韩旭等人以及一些外援。剩下就是我们威克瑞这帮人,还有高雷雷、商毅、庄毅、李毅也都是年轻人,为了争到一个主力位置,所有人都憋着劲儿。前面说的所谓“餐厅潜规则”根本就是个笑话,能不能打上比赛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3月21日,我们队在客场迎战深圳队。一个新的征程即将开始了,这是我完整面对的第一个职业赛季。接下来的联赛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职业比赛竞争可真是无处不在啊!不但要在队内争取到一个主力位置;而且还要保证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取得胜利。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比赛中队里居然还会有队友在场上和我明着争“头功”。就因为他这么一争,我的一项记录被活生生推迟了三个月,三个月啊三个月。

九、休息室里了结一段“恩怨”

    我不记仇,甚至都不爱记事儿。“真忘了”、“想不起来了”是我的口头禅。不是装的,是真的,我得过小脑炎,健忘这个毛病也算是合情合理的后遗症。

    不过,下面提到的这段“恩怨”我还是记得住的,要不是那个家伙,那个叫托肯的荷兰外援,我在1999年3月28日就能打进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联赛进球。就因为他们那么一抢,我的第一个进球变成了

那年的7月4日。放心,这事儿我真没放在心上,这么写就是为了渲染气氛,类似于恐怖片里“神出鬼没”的音乐声儿、“滋纽滋纽”的开门声儿。这件事情之所以被我提出来,是想让大家跟我重新感受

一下一个当年刚入队的小队员面对“全新世界”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走着,回到1999年3月21日的深圳。那场比赛是我第一次作为首发队员和队友们一起走进球场,打右边后卫。徐云龙当时是右边前卫,这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同时首发出场。最后一次同时首发出场是

2009年5月24日主场对青岛,那天我是左边后卫、云龙是中后卫,我们还和昊子一起给杨智跳起了摇篮舞。真快。落在纸面上的两行字,我却实打实的走了十一年。感谢互联网,不然这些记忆和资料真的

记不清楚、写不明白。

    那天的深圳好像是下了雨,要么就是下过雨,反正场地上有水,滑。沈指的准备会一向细致,他在比赛之前跟我们说:“两个边后卫不要攻得太靠前,雨战意外情况多,防守一定要站住位置。杨璞

,多一脚出球,后场简单一些。”我原先是边前卫,冬训的时候基本就改成边后卫了,沈指当时就跟我说,好的边后卫应该是一抬头就能看见前锋,这说明球员的视野好。当时本来想问是看见对方的前

锋还是我们的前锋,后来一琢磨,肯定是我们的前锋,对方前锋不想看都看的见。

    除了位置战术的布置以外,沈指在1999赛季第一场比赛前还派给我一个活儿,就是罚点球,他说:“杨璞罚点球。”“噢,是。”成交。从那一刻开始,我成了国安“官方认证”的第一罚球手。其

实在西班牙的时候我就已经是罚球手了,几乎所有点球都是我踢。在西班牙最后一场和奥萨苏纳比赛的时候,我们1比0赢了他们,那个点球就是我踢进的。说实话,我的技术不错。小时候一直走的是技

术流,是那种在一群人里踢球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技术好的那种小孩儿,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变成实干派了。有人说我是球场上的“屠夫”,实在不敢当,咱不敢犯法。不过,后面我会针对自

己技术特点的形成过程有一个全面的自我剖析,还希望大家指正。

    闲话不说。就这样,带着领导的认可、同伴的羡慕,我们走出了休息室,和深圳队队员在入场口碰面,当时谢锋已经去了深圳队,和队里的老将都挺熟,大家聊着。我在这个时候都不爱说话,就自

己那么站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心里一直琢磨着一会比赛得打好点。第一次首发,又是今年的第一场联赛,得好好踢啊。我是叫不紧张,但在这个时候心跳多少有点儿加速。直到第一脚触球之后,状态

才逐渐正常起来。结果一般,0比0打平。“凑合吧。”这是我给自己和球队首场表现下的评语。

    回到主场了,工人体育场。3月28日,天还不算暖和,草也没全绿,观众挺多。当时的沈阳海狮实力一般,开场不久托肯就接庄毅的传球打进一球,我们领先之后比赛就更好踢了。没过多一会儿,我

们就赢得了一个点球机会。“杨璞,杨璞。”沈指在教练席上喊我的名字,意思是让我踢。这时球在托肯手里拿着,我本能的去拿,可是他不给我,我开始还以为他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就又用了一下劲

儿,他还是没松手,我这才明白是他想踢。按照教练的意思是我踢,可是外援想踢,我也不能生抢,就松手了。托肯还挺争气,打进了,进了两个球了。看他进球之后我想都没想就跑过去庆祝,觉得这

个外援有点儿意思。

    这个进球之后,李毅在上半场也打进了他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我们3比0领先,这场比赛虽然还有45分钟没打,但我合计着应该就算拿下来了。

    中场哨响,我们从21看台走进休息室。我和托肯是一前一后走进去的,我把球衣脱了在那儿擦汗,托肯从后面拍了我一下,然后双手一摊一歪头一耸肩,同时还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虽然没说话,

但我一看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他是为刚才抢点球的事情表达歉意。我通过翻译跟他说:“没事儿,只要球队能赢就成。”不到一分钟时间,我们的“恩怨”就消散了。其实,本来就算不上什么“恩怨”

。托肯第一场比赛踢的不好,作为一名外援肯定有压力,我能理解。我虽然也希望用进球证明自己,但作为后卫没有他进球欲望那么强。而且,当时我并不是很坚决的去罚,因为心里也多少有点儿没底

儿。

    一般情况下,我罚点球的过程都会经历三个阶段。裁判员哨响起来判给我们点球大家兴奋庆祝的时候是第一阶段,我是教练指定的罚球手,肯定是高兴,特别兴奋,觉得我们有机会得分了。接着是

第二阶段,就是我把球拿在手里,然后放到罚球点上的这段时间,这会儿我心里反而不那么有谱儿,也会有诸如“这能不能进啊”、“可别进不去”之类的想法。托肯和我抢球就发生在第二阶段,当时

我正琢磨呢,他一抢还那么执着,我就没再争,反正有点儿没底儿呢。如果说当时托肯没争,我把球放到罚球点上之后就会无比自信了,因为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了。想想啊,我都站那儿了,不自信也

不成啊,没见过谁站好了还走开不踢的吧。这会儿脑子里只能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肯定能进、必须进。于是,走着,磕了,然后是咬牙不闭眼,进球,N比0!

    3比0进入下半场后,也基本进入到我们的表演时间。沈指为了锻炼队伍,先后换上了一批年轻球员。雷雷那会儿18岁,上场不到三分钟就打进一脚远射。我们哥几个就跟着他狂奔,看到他做了一个

右手指天的动作时心里感觉很复杂。沈指也跑进来一把抱住雷雷,与大家一起庆祝。在去西班牙拉练期间,雷雷的父亲突然去世了,整个冬训雷雷都不知道,他的妈妈没告诉他就是怕影响训练,那个进

球也算是他告慰他父亲在天亡灵的最好表达方式了吧。足球比赛内容很丰富,看的到的,看不到的,感受得到的,感受不到的,刚刚过了两场比赛,我感觉好像比以前好多年在赛场上经历的事情还多。

    我们4比0战胜了沈阳海狮队,大家自然嘴角上扬。从21号看台走进休息室的时候,听到现场球迷喊我名字时却突然打了一个冷战,顿时浑身长起了鸡皮疙瘩。当时太不适应了,没有受过这种待遇。

其实1998年升上来一队之后已经有人叫我了,在工体吃完饭和云龙、薛申去华普超市买东西也有人盯着我看了,但没有那么直接和给力,还过的去。如果是很多人一起叫,还真是没见过这样的大场面,

确实需要时间适应。还真别说,时间一长就好了,各种症状全消,能够享受主场球迷的喊声了。不但如此,今后还要能坦然面对客场球迷的骂声。不过在1999年的时候去客场基本没人骂我。原因很简单

,谁认识我是谁啊?
 
    第三轮联赛,我们客场1比0赢了武汉,三轮比赛积7分,名列甲A榜首。自从1995年联赛第10轮之后,我们队还是第一次站在积分榜第一的位置。沈指更是被亚足联选为三月份最佳教练。这就是真正

的职业联赛吗?有点儿太容易了吧?不单是我,我们一帮年轻人都自以为认识到了真正的职业联赛,乐观情绪开始蔓延。现在看来,所谓乐观情绪其实就是那种年少轻狂的井底之蛙在那怡然自得,“噢

,原来天就是这么大啊?”正乐着呢,哐当,一块“石头”从天而将,顿时弄的血光四溅……

十、让人窒息的队内氛围

    “德国人”进球了。自从佳一去德国之后,他每次回到队里我们大家都这么叫他。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去德国,只是队内的一名普通的19岁替补球员,进球之后的庆祝动作倒是很“嚣张”,有点范儿啊。很可惜,那个进球没有给我们队带来胜利,被青岛队在最后一分钟用定位球将比分扳平。1比1,主场平局等于输球,这个结果让我很不开心。笑不起来,大家在比赛之后的开玩笑数量也是骤然下降。让人史料未及的是,随着后面三场比赛吞下的三连败苦果,我们的脸在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笑容。此外,还要直面血琳琳的断骨以及让人窒息的队内气氛。别提了,那种感觉想起来都“恐怖”。

    1999年4月11日的贵阳已经温暖的让人有些幸福感了。对手是广州松日,对手的主教练是高洪波,北京国安队“黄金一代”的当家前锋。那时他刚刚离开国安三年,和那些老队员见面还很亲切。赛前的适应场地训练中,沈指和高指拉起了家常,几名老队员也走过去打招呼,就像一家人那样熟悉。这是我第一次和高指导带领的球队比赛,胡志军的进球使松日1比0战胜了我们。由于此前的比赛中高洪波指责裁判,本场比赛他只是坐在看台上用对讲机指挥的比赛。

    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队员而言,输掉一场比赛最大的感受就是不服气,总想着以后一定找机会赢回来,我那时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实际上,在此后的多场比赛中,我们在与高指导比赛中胜多负少,已经完全把第一场与他比赛的失败经历忘掉了。这种胜利者的姿态一直延续到2007年10月4日,比赛的对手又是高洪波指导带领的球队。那场比赛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在后面2007年部分我会重点讲述这场比赛前前后后的经过。在这里提到这场比赛的原因很简单,那是我和高指导带领的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们也输了,还输在了我身上。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吗?

    连续两场比赛不胜让大家的情绪很难高涨,沈指在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给我们鼓励,“大家多想想自己在比赛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是一支年轻的球队,输一场比赛也很正常。”沈指是在我们主场与申花队比赛之前说这些话的,为了延续“9比1奇迹”以及摆脱此前连续两场不胜的窘境,我一直给自己强烈的心理暗示:得赢。

    如今回想起来我还会琢磨,是不是暗示的太强烈也不灵。那场比赛全队也许跟我一样都私下在那给自己努劲儿,结果出现了集体僵硬。比赛开始不久,后防线上就出现两次传球不到位,姚健不得不与吴承瑛形成一对一的局面。一般而言,面对单刀球的机会门将肯定要出击,这样才能扩大防守面积。也就是因为这个一般而言的常识,姚健和吴承瑛形成了对脚,当时我甚至都听到了“咔嚓”一声,看到姚健在地上爬着不动的样子我就知道肯定折了。

    在场上看一个队员是否有事儿的时候可以观察他的动作,如果一个人连续滚动做痛苦状的时候多半是没事儿,顶多就是个硬伤。真的折了是动不了的。这个经验之谈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效,也许现在的队员身体反应和我那个时候有区别了也保不齐。反正事后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相撞的瞬间,姚健小腿明显被折断,形成了一个夹角。嘿,写到这里我还是一身冷汗。医生的诊断证明上写的是:姚健右小腿下三分之一处胫、腓骨骨折。在当时,这意味着他整个赛季完了。

    为什么要说在当时呢?因为那时场内还没有救护车,不能在第一时间给队员治疗。说真的,要是治疗时间得当一些,姚健也许不至于那么早就进入假期。正因为当时工体场内没有救护车,姚健受伤之后差不多40分钟才被送往医院,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也就是从那场比赛之后,中国足协规定每场比赛球场内必须停放救护车救治伤员。从这个角度上考虑,1999年之后的职业球员都应该感谢姚健,是他付出了耽误自己的一个赛季代价才换来了球员的最佳救护时间。每次工体比赛的时候,3看台下都会停着救护车,那是用鲜血和骨折换来的。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如此惨烈的重大“事故”。作为足球运动员,受伤是家常便饭,没进国安的时候就受过伤,顶多是韧带撕裂,骨折还是没见过现场版的。那天看到姚健受伤真的挺含糊,心里直发紧。好在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不长,刘新伟上来继续比赛之后,受伤的影响就消失了。在球场上有一个规律叫越怕伤越受伤。很多时候都会出现所谓的“刀山球”,也就是那种二分之一球,说白了就是两个人都有机会抢到的球。这时候就不能想别的了,一个字:拼。这会只要一走神准伤,而且伤的肯定不轻。如果上去拼那一下,即便伤了也是硬伤,打几个滚儿就差不多了。结合这么多年的受伤经验,受伤基本上是两种原因:一、注意力不集中;二、长期劳损。我很“幸运”,两种都有。

    那场比赛不但让姚健伤退1999,还在北京45000名观众面前输给了申花,进球队员祁宏。据中国足协的官方统计,那场比赛是国安整个1999赛季现场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而我们却在主场输了球。比赛结束之后,观众的退场速度也快过以往,我们都低着头赶紧走回休息室。可能有球迷喊着国安的口号,也许有球迷还在鼓励我们,反正我什么都听不见,心里就是搓火。
 
    两连败、三场不胜,我们都已经失去了“笑”的功能。不是不想笑,是真的笑不出来。总算见识职业足球了,感情真输啊,这一输还打不住了。“我们在一在二不能在三,好好总结总结,看看自己在比赛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还年轻,必须总结。”客场打天津队之前,沈指继续给我们吃宽心丸。不过我看的出来,沈指那时候的心也不宽。说真的,沈指真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挺瘆人的。

    又输了,完了,崩溃了。反正各种消极情绪都来了。1比2输给天津之后,天津队在金志扬指导的带领下首胜国安。人家创造了记录,我们这边颓了。四场比赛不胜、三连败,联赛排名急速下滑。队里没有声音了。没有批评,没有鼓励,什么都没有了。惟一拥有的就是安静,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声音的那种安静。餐厅人很少,大家吃饭的时间缩短,训练之后赶紧洗澡,洗完澡之后赶紧消失。总之,别让别人看见我。这种压抑的氛围让我有点儿喘不过气儿。

    比赛打到这个份儿上,一看赛程还有一多半儿比赛没打。我们得输到什么时候,下一场客场打延边,又是一个顽强的对手,要是弄个四连败,我们、沈指、球队,还不都疯了啊?就在这个崩溃的边缘,我隐隐约约听到天空中似乎传来了一个声音,“没事儿,有我呢……”

十一、鲜为人知的队内外号秘史
   
    快四十岁的南方仍然被很多人称为“小将南方”,成名时的烙印太深刻,岁月这把剃刀都抹不平痕迹。比南方小10岁的大辉子很有创造力,开玩笑的时候他喜欢称南方为“方方”,很柔美的称呼。对,现在说的就是外号,所有人都熟悉。每个人小时候都被别人起过,也都给别人起过。每个班里都有那么一两个“外号创造者”。我小学转过四次学,很多同学都没有印象了,被起没起过外号也记不清楚了。可以肯定的是,进入国安队后,我是当之无愧的“起外号专家”,这些外号只限于队内使用,外人基本都不知道。

    队里的人都叫我“小脑”,这名字是南方起的,刚进队的时候云龙、薛申他们叫我疯子,然后南方就问:“为什么叫疯子。”云龙他们就说:“他当初得过小脑炎……”后来南方就直接叫我小脑,然后这个名字就叫开了。后来简化了,直接叫“脑”。不但老队员这么叫,后来杨昊这批人都这么叫。我其他的名字是“8号”、“CAPTAIN”,小队员后来都叫“璞哥”。就跟我刚进队的时候一样,“南哥”、“旭哥”、“周哥”、“宝哥”,所有老队员都是大哥,必须懂事儿。

    我不但懂事儿,还有创造力。当年威克瑞那帮人的外号基本都是我起的,我管薛申叫“牙擦苏”,田野那会儿还有头发被我叫成了“麦当劳”,云龙在我手机里的名字现在都是“黑人”。外号等于昵称,我是见谁给谁起,比如南方,我就叫过他“南克万”,听着熟悉吗?这个名字的典故很简单,就是南方专门能克当年的大连万达。
   
    南方1999年26岁,按说正值当打之年。但在联赛初期情况却不是这样,随着我们小将的冲击,他甚至都失去了上场的机会。对于任何一名职业球员来说,最郁闷的事情莫过于打不上比赛了。如果这个打不上比赛的人是南方,郁闷程度至少乘上一个十。前面我说过,南方是我们队的名嘴,曾经一度被人怀疑选错了行。就这样一个表面嘻嘻哈哈的人,内心却极度较真儿。这种性格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严重靠谱,在球场上体现为动不动就爱急。在足球业务的争论中,有时候哪怕是他明知道自己的观点站不住脚,在嘴上也不会服输。

    说他是老队员,其实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也感觉不出年龄差距。到了关键时刻,这年龄的优势确实体现出来了。由于我们队当时吃到了三连败,又要面临客场挑战延边队,赛前我们都琢磨着,如果再输下去真是不可想象。延边那支队相当难打,球员脾气都很硬,而且主场风格很独特,只有一条路能通向体育场,树上都有人看比赛,压力相当大。可能沈指觉得我在上一场比赛中表现不好,这场比赛都没让我打。我当时还想,可别刚打了几场比赛又没有比赛踢了,那样就真的玩完了。于是,继续写日记自我鼓励。

    不单是我没有上场,托肯、米哈利和佩塔三名外援也失去了主力位置,7个位置的球员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带着巨大的变化提前一个半小时抵达赛场时,发现球场上已经坐满了三万名观众,黑压压一片,那阵势绝对唬人。赛前布置战术时,沈指要求南方死盯高仲勋。这种改变对于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因为球队一直是打442整体防守,如果用一个队员去专门盯防另外一名球员必然破坏防守的整体性。不过,当时我就是队里一个“小崽儿”,那么多大哥都点头服从,我也就是动动心眼儿,根本没有说法的份儿。不知是不是我的预感不好,反正上半场我们就先失球了。

    延边队的特点就是速度快,再配上那个叫泰尼的喀麦隆前锋,用了20分钟就打进了我们一个球。下半场比赛中,沈指为了加强进攻换上了托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家伙上场之后明显不投入,原本我们在边路有一次很有威胁的传中,托肯只要跟进就绝对有机会抢到点,可他却原地看着球传过来,压根儿没动地方。这一下算是彻底激怒了教练组,托肯马上又被换下,并从此再没有打过主力,没过多久就彻底的离开了国安队。

    当时我就觉得时间过的真快,一转眼还有20分钟比赛就结束了。这时,南方站出来了。他在对方的禁区的混战中右脚弹射,攻破了延边队的大门,最后比分1比1,虽然没赢球但止住了连败。赛后回酒店路上的大巴车上,有记者电话采访南方,他拿着电话应付着采访的记者,“那个球不难,我抢住了身位,右脚往球门后角一弹就进了”。就是那场比赛之后,南方锁定了一个主力球员的位置。沈指跟教练组说:“南方以后必须用。”

    平了延边之后又赢了山东,好歹有了喘息的余地。好景不长,接着又用两个同样的0比1先后输给重庆和四川。如果下一场主场再输给万达,我们又要迎接一个三连败。要说,南方还真是大场面球员,这场比赛又成了他的舞台。在我眼中,南方是门前的典型机会主义分子,也就是门前感觉特别好,这是别人很难具备的天赋。有时候一个人抢了半天,也许都不如南方一脚球管用。南方的这个特点在与大连队的比赛中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那场比赛南方是队长,带上袖标后郑重的跟我们说:“往上说,不能让沈指失望,往下说,我得给你们这帮小队员做个榜样。”

    那天是1999年的6月27日,北京的天气异常炎热。工体只坐进了不到18000名观众,而在两个月前,我们主场战申花的时候,还有45000米球迷到现场观众,对手同为国内联赛的豪门级球队,观众的人数竟然如此悬殊,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安队的成绩的确让人失望。
   
    与现场观众的氛围相比,比赛的过程却出奇顺利,我们很快就取得了领先,南方头球先下一城。瘦死骆驼比马大的大连队并不示弱,他们的攻击力依旧强悍,他们同样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颓势,由于万达俱乐部内部的一些原因,在那一年几乎到了为保级而战的地步。小王涛在禁区内的头球统治力是一般人说无法匹敌的,虽然他在2000年就转会到了国安队,而且在效力的三年间留下了25个联赛进球,但是1999年的那场比赛里,他照样攻破了国安队的球门,比分变成了1比1。

    下午三四点钟的工体骄阳似火,球场上的每一个人都被晒晕了,体能下降之快让所有人瞠目。而1比1的比分却像一个巨大的陷阱,如果一方出现一点点的懈怠和失误,对方很可能就会一剑封喉。两个队都在等待对手露出破绽,但在杀机来临之前,场面又似乎显得很平静。也许是万达队最先放弃了在客场拿走3分的想法,于是他们开始用自己最擅长的控制球战术,希望可以把比赛的时间消耗干净。但是我们还想赢,最后一分钟,南方再次头球破门,绝杀了大连万达。南方冲出球场,见谁抱谁,最后连场边的球童也没放过,2比1,我们拿下了万达队。回到休息室后,所有人都疯了,喊什么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开心。

    那场比赛南方攻进了对万达队的比赛的第4和第5个球,即使是在万达队全盛时期的几个赛季,国安队仍旧有机会赢球,但条件必须是南方得进球,在南方进球的4场比赛中,国安对万达全胜。“一打大连你就进球,以后你就叫难‘南克万’吧?”我随口一说,大家就跟着叫了起来。还别说,这场球赢了之后,我们队创造了10轮不败的战绩,6个主场赢了5个,4个客场全平。由于前面输的太多,这个10轮不败并没有给我们队带来争冠的希望。能留下的只有一些故事以及一个非常邪门的规律。
    十二、长达13轮联赛的争冠伏笔

    联赛第一循环还没有结束,但荷兰人托肯的甲A之旅基本上可以划上句号了。声明啊,他后来离开球队也不是因为和我“抢”了一个点球,别说当时我是一个21岁的“小崽儿”,即便后来当了队长也没有任何人事权利呀。托肯的离开完全因为他“抢”完那个点球之后的发挥每况愈下。怎么形容呢?第一循环打过12场比赛之后,我们队一共才进了11个球。这进球效率搁哪个前锋身上都得脸红不止心跳加快吧。

    事情都怕联系。现在想想,估计我当时年轻气场盛,只要谁跟我一抢点球准“没好儿”,哈哈。托肯之后,第一循环最后一场客场与辽宁队的比赛中我们也获得了一个点球,还是应该我罚,结果被李红军罚了。球不但没进去,下来还被沈指狂批了一顿。也就是这么阴差阳错的一个失误,为后来我们阻击辽宁队拿到当年甲A联赛冠军埋下了一个伏笔,一个长达13轮联赛的伏笔,从而成为中国职业足坛的一个经典案例。

    抛开所谓的宿命、离奇的推理,单就表面现象而言,我们与辽宁那场比赛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因为我参加职业联赛之后的第一个进球诞生了。当时联赛虽然仅仅打过一半,但辽小虎的气势已经起来了。张玉宁先攻进我们一个球后,下半场开场不久我接陶伟前场左路发出的定位球在禁区中间偏右的位置上将球顶进了,比分改写为1比1。我是右脚球员,左脚也能传能射,第一个进球却是头球,这就是我的点儿吧。

    进球之后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没有什么所谓的片段闪回,空的,什么都没有,就是跑,就是高兴。队友们也都跟着我跑,我只记得自己径直跑向教练席冲向沈指,然后大家一起抱了起来。没话,什么都没有,只是喊,只是叫,只是忘我。我分析,当时看台上肯定有辽宁球迷骂我。在这里我要说的是,真对不住各位了,您白骂了,我什么都没听见,耳朵那会儿非常安静,只有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后来看电视回放的时候,很多片段都记住不了,这说明我当时完全忘我的投入了。队友们的状态也是一样疯狂,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一个人进了球所有人都高兴,是真高兴。那会谁也不会去想什么奖金什么荣誉,就是打心眼里爽。什么是团队?这就是团队。足球的魅力也就在这里。

    当时为什么要冲向沈指呢?因为当时大家都很艰难,那会儿沈指带领的还是一帮刚进入中国职业联赛不久的年轻队员,前面的成绩也不是很好。大家一起努力拼搏,承受了各种压力,这个进球就是感谢沈指为球队的付出,同时也感谢沈指能给我这个进球的机会。比赛打了这么多年,进球虽然也不少,但在中国顶级联赛中打进一个球还是弥足珍贵的。甭管成绩怎么样,我们这些球员绝对是中国水平不错的一批人,和这个进球相比,以前在青年队的进球都不算事儿了,都是浮云了。要知道,作为一名进攻球员,这个进球会在信心上给予自己极大的肯定,就像窗户纸一样,终于被我捅破了。要说进球这个事情真是可遇不可求,一直想着也许不会有,但是只要事情做到了自然会有收获。

    这个球我是在偏后点的位置进的,并不是我最擅长的位置,因为我有一个外号叫做“前点王”。顾名思义,我在前点抢头球绝对有一手。之所有在前点而不是后点,主要还是因为身高限制,在后点生抢吃亏,所有只有改变进攻角度了。要说这“抢头球”绝对是需要天赋和勇气的。首先说这个“抢”字,除非是被对方闷到脑袋,否则都是人去找球的落点,由于场上分为攻守两方,所以每次挣顶的时候至少是两个人一起抢一个落点,这里面就需要判断和胆量了。

    判断是指要通过球的弧度和力量来选择它的第一落点,判断能力的高低取决于天赋和训练。个人认为,天赋的作用远远大于后天训练。实话实说,我在这方面的天赋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问我这个球为什么会落到这里我肯定讲不清楚,但是我肯定知道这个球能落到这里,都懂了吧。天赋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弹跳力。感谢父母给我遗传了良好的基因,我的弹跳力和滞空能力虽然比不上乔丹,但在顶头球方面还是能应付一阵子的。训练是什么呢?主要是顶球的动作、腰腹力量的配合、自我保护等等技术范畴。试想一下,如果连球的落点都判断不到,后面所有的努力是不是就白费了呢?

    在掌握了全部硬件条件之后,抢头球还要有胆量。前段时间天津的卢西亚诺和广州的保隆争抢时受伤就是胆量的表现。作为运动员我是非常有体会的,在抢的一瞬间眼中只有球,这个瞬间是意外发生最多的时候。我个子不算高,所以除了拥有不怕对方争抢的胆量意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招数。比如对方在防守我的时候肯定抱住我,这个时候我往往会在球起来的一瞬间顶他一下或者掐他一下,他的反应稍微有一些停顿我就拥有了时间上的优势,这个球可能就是我的了。一般情况下,我只需要多出一秒钟的时间就足够了。踢球这么多年,我一直对自己的头球技术有信心。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头球好的就是谢晖,十强赛的时候他用特有的“上普”跟我们说:“只要你们能把球传进来,我就能把球放在网子里”。

    解决了“抢”的问题之后,就要落到“头球”这个基本问题上了。头球是头顶球不是球砸头。我小时候不喜欢头球,怕疼,因为基本都是球砸头。教练为了让我练头球技术,特意给我剃了一个秃子,这样就成了肉球碰皮球了,想不顶都不成了。记得有一次赶上下雨,球又沉又硬,顶的我直哭,那叫一个疼啊。这一切的一切在1999年7月4日的赛场上都不存在了,都被那个进球的快乐抵消了,过去十几年的训练此刻都成了幸福的理由。

    我顶进那个头球之后,双方的比分是1比1。随后,我们又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沈指在场边布置我去罚点球之后,我一回头,看见李红军已经站在罚球点上了。我一想,谁罚不是罚,而且红军也是老队员了,经验和心理素质都要比我更好。但是,球没进!踢飞了!这个悲催的红军,好不容易抢过来一个还没弄进去。后来旭子开玩笑还说:“李红军从1997年转会国安就从来没进过球,所以那天主裁判一给点球,他脑子一热就上去了,也没想太多,谁料到就给踢飞了呢?”

    比赛之后,到手的三分变成一分,沈指回到休息室就批了他一顿,李红军也没有说话,就那么低头听着,现在想起当时的画面都挺有意思的。正因为这个点球踢飞,辽宁队拿到了一分,正是这一分,使辽宁在当年联赛最后一轮客场打国安的时候仍然保持着争冠的可能。也正是在那场“阻击战”中,红军封堵空门成功瓦解了对方的一次进攻,把自己那个点球给褶了回去。这是后话了。

    要说这球场真如人生,真正的变数永远在自己的掌握范围之外。比如说我吧,好不容易打进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进球,后面的事情本来应该顺风顺水,继续打比赛继续进球。偏偏在这个时候,意外出现了。说到意外不能全想着不好的事情,我这个意外虽然当时给我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和影响。但也恰恰因为这件事情,我迎来了此后同居了十一年的室友:徐云龙。既然说到这儿了,那么就先把比赛放下,聊聊徐云龙。

十三、我眼中的徐云龙(上)

    “你哪儿的?”我直视着那个男孩,身上还背着包儿。他坐在宿舍一进门的床上,很黑,分头,稍微有点儿自来卷儿,眼睛很亮,没穿运动服,便装,旅游鞋。
    “我什刹海(体校)刚来的。”他也看着我,眼神中有些茫然。
    “你是住这儿的吗?”我接茬儿问。
    “是张指(张建国)让我住这儿的。”他回答。
    “我住这儿,你换个屋儿吧。”我说。
    “那我住哪儿去?”他反问。
    “你去问张指,让他给你换个屋儿,就说是我说的。”我态度傲慢,面无表情,双眼直视着他。
    他没说话,转身出去了。具体跟张指导说了什么我不清楚,反正不一会儿就进来收拾好铺盖卷换屋儿了。那个男孩的名字叫徐云龙,我们第一次就是这么见的面。时间是1996年2月的某一天,当时我差一个月18岁,他差不到一个月17岁,都是未成年。
   
    回到1996年,我结束了长达8个月的修养后重新回到先农坛体育场威克瑞队的宿舍。1995年是国安年,大热。我的那一年极其不顺,从后半年开始,我因为得小脑炎和腿受伤接连休整,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正式训练和比赛,甚至都有了退役的打算。我记得当时还和队友们笑着说:“如果我踢不了球儿了,就在先农坛门口摆一个西瓜摊儿,你们吃西瓜免费。”说话时虽然笑着,但这绝对不是开玩笑,我当时就是这么给自己做的人生规划。还好,伤和病都好了。小脑炎好了,我又能重新走直线了,反正我信了。不但如此,我还因此得到了意外的天赋:跳舞。不信问问云龙和长庆他们,我的身段是不是绝伦。身体都好了,那还等什么,赶紧回队吧,我可是威克瑞队的队长啊。
   
    在我离开队的那段时间里,徐云龙刚好从什刹海体校进入威克瑞队。以前,北京市的青训体系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北京市体育局直属的什刹海体校,像徐云龙、路姜、王长庆都是从那儿踢出来的。还有就是隶属各个区体育局的区体校,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什么的。我是东城体校的,陶伟,薛申是宣武体校的,田野是从西城体校“自由转会”到东城的。当时北京市各个体校都有联赛,所以我们同一批的基本打小儿就都认识。

    体校招人具有中国特色,两年一批,一直就为了奥运会和全运会做着准备。比如,77、78一批,79、80一批。我、薛申、陶伟是一批的,云龙比我们小一岁,不是一批的不说,还不是一个系统的,平常也不在一起打比赛,根本就不认识他。当然,他也不认识我。所以,徐云龙进入威克瑞队的时候绝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人,俗话就是“小孩儿”、“小崽儿”。
   
    进队的第一件事情自然是安排住宿。我们那会儿的宿舍一个房间三个人,靠窗户两张床,一进门儿一张床。我的床靠窗户,另外两个人是杨争和刘辉。因为我回家了,所以我的那张床就空出来了,教练把他安排到我们房间也合情合理。由于徐云龙是小队员,所以只能住靠门的床,原来住在靠门的队友就住到了我的床上。

    他住下了,我可没地方撂脚儿了。我一进屋,发现我的床上有人了,再看,房间里多了人,第一反应就是新来的该去哪儿去哪儿,我得有地儿住啊。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还开玩笑的跟他说:“当时谁认识你呀,照样轰走,该去哪儿去哪儿。”说实话,我当时对他的第一印象基本是没印象,就是一个“新人”,我是一个“老人儿”,绝对没感觉。后来我知道,因为那件事情,我在徐云龙眼中留下的第一印象十分“社会”,按他的话是:“杨璞那样整个就一个臭流氓,谁搭理他呀。我一新来的,不愿意惹事儿。”
   
    我就这样归队了,重新“占领”了床位之后,生活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模样,训练、聊天、恶作剧、睡觉……也正是因为训练,才让我真正认识徐云龙。坦白讲,在我归队的第一次训练中,徐云龙就让我吃了一惊:他的身体条件太好了。力量、弹跳、速度、耐力,我看了一眼就给自己定下了和他对抗的原则:绝不跟他拼身体,黑人是打小儿牛奶,巧克力,我呢熬白菜,面条。说到身体好,还有一个故事。话说当年徐云龙还在什刹海体校的时候,看到跑道上田径队练百米的队员,他路过那里有些看不起的嘟囔了一句:“这还没我跑的快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被人家田径教练听见了,就跟他说:“下个月北京市田径运动会,要不百米我给你报上得了。”徐云龙不但同意了,还拿了当年的北京市百米冠军,据说穿的还是一双足球鞋。

    他父亲是芭蕾舞演员,母亲是民族舞演员,他的遗传基因不是一般的好。实际上,徐云龙身体好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爱吃肉,这点和我相反,我是打小儿就不喜欢吃肉专爱吃菜。记得那会儿,只要徐云龙一到我家,肯定问我妈:“阿姨有肉吗?”只要有,甭管是一盆羊蝎子还是一盆牛尾,必须全部消灭掉,必须的。就这么一主儿,谁跟他拼身体那不是作死呢嘛!要不我们这批人怎么也只有他能踢成传奇呢!这里给小球员提小建议,想要身体好、抗造,甭管先天条件如何,打从懂事儿那天起就得拿肉当饭吃,最好还是牛肉。这么一看,我这素食底子能踢到三十一也就实属不易了。
   
    徐云龙的身体虽然是超一流,但技术在当时还比我稍微差那么一丢丢儿。不过,这对于一个身体条件出众、训练刻苦认真的徐云龙来说根本就不叫事儿。记得有一个周末,我们训练结束准备回家,那会儿大家已经很熟了,他叫住了我、刘刚、薛申和佳一,跟我们说:“别走,再练会儿,圈儿会儿。”我们都说不练了、不练了、回家了,云龙拦着我们说:“就一会儿,就一会儿。”说完就“跳着”(腿部力量好,跑就跟跳似的)拿球去了,一转眼的功夫就回来了。
   
    “就这儿吧。”他说。我们没回球场,直接在先农坛大院儿里的洋灰地上就踢了起来。因为是他提议的,所以他得先进去抢球。那天也是巧了,我们几个在外面的脚下感觉都超级好,云龙就是抢不着球,一会儿轮了好几轮儿,我们一边儿踢一边儿挤兑。云龙急了,只要看到一个球有点儿机会抢过来,他上去就来一个大飞铲。洋灰地、飞铲、再加上徐云龙的身体,这是什么情况?有这个必要吗?有,太有了。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只要急了,不管什么地方,说放铲就放铲,铲球的时候绝对爱谁谁。从那以后,只要听见谁说云龙猛,我脑子里都能浮现起他在洋灰地上飞铲的画面,心话儿说:“洋灰地都飞铲,草坪上算什么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徐云龙的关系越来越好。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我们是怎么就越走越近的,按他的话就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徐云龙一直就是很憨厚的样子,我给他起外号,叫他“黑人”,他也是嘿嘿一笑,到现在都是照样,这就是所谓的气场相投吧。

    那年我重新回到我先农坛没多长时间,就赶上宿舍重新装修,我们队集体搬到网球馆里去了,睡一个大通铺,那会儿也就没有谁和谁住一个屋的概念了,大家都住一个房间里。1996年年初,由于北京国安队从先农坛搬到工体,他们的宿舍被腾出来了,先农坛集体装修之后我们威克瑞队就住到国安原来留下的宿舍去了。还在大通铺的时候,我和徐云龙、马荃就商量好了,回去我们住一个房间。我们后来住的那间屋子是当初高峰和南方在先农坛一起住过的。
   
    如果不算在国安队的11年,我和徐云龙从1996年到1998年我离开威克瑞进国安之前也一直住一个房间。因为我和薛申先进的国安队,那会儿云龙在国青队,比我晚进队半年。所以等到1999年分房间的时候,我就延续1998年的分配方案,和薛申住在一个房间,小白楼二楼把头儿第一间,徐云龙住在最里面一间,是个套间儿。后来,我们俩之所以又能够重新住在一个房间里,还要拜大哥“阿拉”的屁股所赐。

十四、我眼中的徐云龙(中)

    南方喝的有点儿多,情绪很激动,瞪着眼睛对我说:“你丫的腿当初绝对不是我弄的……你去问问云龙,如果他说是我弄的就是我弄的。”这是2011年9月底的某一天晚上,我、南方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谈到了我现在写的自传,不可避免的聊起了诸多往事,自然而然就提到了1999年时我的腿伤。“就是你给我弄的,训练中的事儿,我的腿我还记不住。”我情绪稳定,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爱较真儿的南方却不干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档子事儿……”他当然记不住了,因为折的是我的腿,他的屁股又没什么事儿。
   
    是的,南方就是“阿拉”,“阿拉”就是南方,因为他出生在上海,所以大家经常拿这个名字逗他。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这么叫他,他不会急,只是露出一个腼腆的微笑、那种特有的南方式憨厚,然后假装正经的对你说:“我叫南方。”是的是的,上海当然在北京的南方,他就是南方。还是回到我的腿伤吧,徐云龙记得非常清楚,他的证词是:“当初训练的时候杨璞铲了南方,南方飞起来之后一屁股坐在杨璞的腿上,然后杨璞的腿就折了。”好了,人证物证具在,我终于可以落笔了,如实描述历史看起来难度还真不小嘞。

    也不对,我腿折的时候,徐云龙的腿已经缠上绷带了,他不太可能出现在训练场上啊?那么,他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呢?疑问,绝对有疑问。哈哈,这可不就是生活吗,那有那么多清楚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定了,我的腿就是南方一屁股弄断的,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大不了他跟我继续掰斥。其实,这件事情对于生活、对于我们当时现在和将来的关系都没那么重要,但对于像我这样一个试图记录往事的人,这些时间结点就显得非常关键了。

    下面,把时间拉回到1999年7月11日,那天我们在客场与山东鲁能进行足协杯的比赛,在与对方门将拼抢的时候,徐云龙的腿被门将砸了一下子,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右腿膝盖十字韧带断裂,那场比赛我们输了,在足协杯上被山东鲁能淘汰出局。对于当时以年轻球员为主的国安来说,输一场比赛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回到北京我们还要备战主场与深圳平安的比赛。

    7月15日,这个日子我也得说说,那天我们在工体内场训练,对抗的时候我一个铲球把南方铲飞了,他保护的不错没有受伤,但落下来的时候砸到我右腿上了,当时就知道歇菜了,没有继续练,回去洗澡的时候只是觉得我的小腿好像没有了,膝盖以下没了知觉,后来去医院一查,和云龙一样,也是右腿的韧带断裂,只是程度比他轻一点儿。算上我们两个人,当时队里居然有12个人受伤,沈指能用的人越来越少了。

    要说我伤的确实不轻,但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现在我们家还有一张报纸上是我们两个人当时坐在门口椅子上咧着嘴笑的照片,标题就是“少年不识伤滋味”。真是这样,除了有点儿不方便以及不能参加训练和比赛以外,就没有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要不是我们两个人在那会前后脚儿都受伤了,也许后来还就真不会住在一起。当然了,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早晚会住在一起,按他的话就是“臭味相投”。

    都不能训练了,所以在大家伙儿出去训练或者回家的时候,楼道里就剩下我们俩。为了能一块儿多聊会天儿,我有时候就搬到他的房间住,他住的是个套间,房子大,舒服。受伤那会儿的生活感觉时间很漫长,除了治疗、恢复就是玩儿。没事儿我们就会一起出去吃饭、唱歌什么的。那会儿我们右腿上都有伤,他伤比我的重,所以整条右腿都用石膏固定住,我只固定膝盖。

    出去打车的时候,他的腿不能打弯儿,只能坐后面,我可以打弯儿,坐前排。那阵儿还是面的、夏利和富康的年代,我们赶上什么是什么,从来不挑车。那会儿没有现在这么多KTV,我们唱歌就去长安俱乐部,一进房间,云龙就把那条伤腿往茶几上一放,对服务员说:“浇水。”他说这是模仿小马哥。别说,要是戴个墨镜还真在他身上找到小马哥的影子了。那会儿主要是闲的,所以才会没事儿唱唱歌儿。说到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下,云龙唱歌的天赋和身体的天赋一样让我吃惊,他应该算是我们队这么多年唱的最好的一位了,当然他的高音还和我一丢丢的差距嘞唬唬!

    主场4比1战胜深圳平安后,我们队下一场比赛是客场打沈阳。当时我们稀稀拉拉一起住了几天,在球队去沈阳之前,我就找沈指谈了一下,没什么大事儿,核心内容就是干脆让我和云龙一起住得了。“成。”沈指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就这样,球队7月23日去沈阳,我就和云龙趁那天住到了他原先的那间儿套间,正式开始长达11年的国安队“同居生涯”。可以这么说,一直到我退役,我们两一起住的时间几乎超过我们任何一位亲人。中国职业联赛打了将近20年,专业体制下的运动队历史时间更长,像我们俩一起能住这么长时间的队友不知道能有多少,我想应该不会很多。就像所有的故事都不会一帆风顺一样,我和徐云龙也有同住在一个宿舍但谁也不搭理谁、互相不说话冷战的时候。不开玩笑,是真事儿。

十五、我眼中的徐云龙(下)

    1999年7月23日,夏天,湿热。21岁的我和20岁的徐云龙住进了那个套间儿,我外屋,他里屋,一起养伤、治疗、唱歌、吃饭、聊天。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我也不例外。21岁的伤就像衣服上的土,用手一掸就下去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别人总问我,为什么我们能一起住这么长时间,而且关系一直很好。没有为什么,就是脾气相投。我感性,他理性,场上很少出现我们一起攻击裁判的事情,印象中肯定有,但那肯定是把我们都逼急了。

    徐云龙在球场上显得霸气外露,其实生活中挺细腻的,考虑问题也周到。我就不是,给人的感觉是大大咧咧,但也挺有心眼儿的。熟悉我的朋友都说:“谁要说杨璞傻谁才最傻呢?”这到底是夸我还是骂我呢?虽然细节有区别,但整体上我们都属于没有特别多的琐事儿,很随性的那种人。谁能想的到,像我们俩这样的大老爷们也能因为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说话呢?反正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有意思,但在当初这种事情确确实实发生过。
 
    别问我到底是什么事儿,真的记不清楚。不信问问徐云龙,他肯定也记不清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记清楚了,也就不是现在的我们了,我们也极有可能在很早以前就不住在一起了。一般情况下,事情发生后,会有那么一两天甚至更短的冷战,也就是大家互相都不说话。开始没什么感觉,到了后来就互相都绷不住了。这种“破冰”的工作没什么难度,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他。比如,云龙看着桌子上随便一个东西问我:“这是你的吗?”我就说:“是啊。”这房间就我们两个人,还能是谁的?哈哈。反正随便找个话头就重新开始,结束冷战。

    不但性格上比较一致,我们俩的购物习惯也有相同点。比如说买车吧,我1999年年底给我爸买了一辆捷达,云龙给他爸买了一辆塞纳。那时候我们都还不大,感觉挣钱了,能给父母买点儿东西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会儿我们都没有车本儿。大约在2000年的时候,我、云龙、田野等一大批人才一起去学的车考的本儿,随后我们才各自给自己买了车。

    云龙喜欢车,平常没事儿的时候就喜欢在房间里看汽车杂志。车对于我来说就那么回事儿,谈不上喜欢,因为我是“时尚界人士”。我的床上、桌子都是时尚杂志。不但如此,我当时的着装风格也都非常前卫。记得那会儿我经常穿瘦腿裤,效果很让我满意,云龙就不成,他腿太粗,只能穿运动裤或者特别肥的工装裤和仔裤。没辙,谁让他力量那么好呢!除了裤子,还有耳朵眼儿风潮也是我带起来的。差不多是2000年的时候,我自己在三里屯北街逛游,看到一个店的玻璃窗上贴着各种招贴画,我就从窗户往里看,里面是纹身的打耳洞的,我当时就觉得好奇,直接进去弄了一个。

    开始我以为是要用什么打眼儿机穿一下,其实就用一个耳环一穿,直接戴上,一点儿都不疼。我现在一共有两个,一个在耳垂上,一个在耳骨上。回到宿舍云龙就问我:“疼吗?”“一点儿都不疼,就一下。”我跟他说完,他第二天就去打了一个。现在我不做职业球员了,上班的时候肯定不会再戴了,只是平常没事儿的时候拿出来玩玩。
 
    除了在时尚领域我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外,保健方面也是我的强项。这里要特别提一下乔里奇,他虽然带队时间不长,但一些理念我还是记的挺清楚。主要有两点:一、他说训练之余就不要穿运动服,应该穿自己的衣服;二、训练结束后,洗完澡应该在床上躺3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能起到最好的恢复作用。我平常很少穿运动服,而且训练结束后特别喜欢在床上躺着。我不但躺着,还喜欢不穿衣服躺着,太舒服了。刚开始云龙看到我的状态还不适应,总说“你又毛病吧”但后来他也学会了,就都有毛病了,哈哈。说实话,效果确实挺不错的。

    我不穿衣服的时候充其量是一个普通中国运动员,云龙要是不穿衣服就变成了“非洲运动员”。尤其是他在20岁那会儿,好家伙,那身体条件绝对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名顶尖足球运动员,甭管你是非洲的、还是从非洲去欧洲的、或者压根一直就在欧洲的,真的都不在了。我还发现一个有趣儿的现象,但凡身体好的人,身上都特别滑。那会儿云龙洗完澡我特别喜欢摸他大腿,跟缎子是的,特滑溜。我摸了他就会半开玩笑的瞪着我说:“你丫烦不烦。”我也手欠,下次看到他还继续摸上一下。当然了,我也是很有分寸的人,后来人家有媳妇我就不摸了。

    在这些没用的地方我虽然心眼儿不少,但正儿八经的理财能力我肯定要甘拜云龙下风。作为球员,也没有什么理财的时间和想法,但大家都觉得挣钱之后得干点儿什么。我干的主要的事情就是花,这还要说是周宁给我传授的经验比较到位。那是我刚入队的时候,有一次周宁在小白楼外面洗车,我就在旁边跟他聊天。那会儿他已经有车了,我还是一个小孩儿。他一边冲车一边说:“这钱就得花,只有花出去的钱才是你自己的。”正合我意,于是,我就花,有钱花,没钱也花。

    云龙也花钱,但显然更理性,他都把钱花到买房上。现在大家都知道买房,认为这是保值增值的产品。云龙10年前就开始买房,有了钱就买房。不但买房,还会把买来的房子卖掉。我也买了房子,但真没有通过房子投资理财的概念,就是买了房子自己住,到现在我也都还是这个观念。理念的距离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我们投资回报的差距。所以我认为,云龙要是搞个商业肯定有前途,他的脑子太好使了。

    脑子好使仅仅是成功的一个方面,徐云龙的强项还在于目标坚定。记得2009年争冠前几周的一个晚上,第二天比赛,我们俩关了灯之后就准备睡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就是睡不着,不停的“翻烙饼”,然后听他那边儿也是不停的翻来翻去。我一下就把灯开开了,问他:“怎么了,睡不着?”他说:“是。”云龙睡不着其实挺少见的,从先农坛开始他就是出了名的睡的快,每次我们在房间里聊天都是他第一个没声儿的。在小白楼那阵儿,我们俩分别在两个房间,睡觉前聊两句,然后互相一喊:“睡了啊。”大家就都着了。那天又是怎么回事儿呢?“聊会儿?”我提议。“成。”他说着就从床上爬起来了。

    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那次彻夜短谈是我们俩聊天聊的最深刻的一次,核心就一个问题:人生理想。我问他:“你到底有什么目标?”他的回答很简单:“我就想挣五千万。”他问我:“你以后想做什么?”我说:“等我退役之后,我想做点儿自己的事情,反正不想碰足球了,踢球踢的时间太长了。”他的目标什么时候能实现我不清楚,反正我当初说的话现在看是实现不了了。而且我分析,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热衷于现在的工作。可能是当时聊的比较透彻,不一会儿我们就困意袭来,然后,睡觉。

    有时候,一觉醒来会发现世界彻底变了。2009年再醒来的时候,我们队已经是中超联赛冠军了,我自己也到了退役要说再见的时候了。

    2010年冬训开始了,我没有去昆明,也不用再去昆明了。一天晚上,我吃饭的时候,接到了《新京报》记者张磊的电话,他电话里对我说:“徐云龙吃饭拿房卡出门的时候,对着屋里的长庆喊‘走啊,杨璞’……”他问我有何感想,我说:“你这是逼我流眼泪啊……”于是,再干一杯。很多朋友后来都开玩笑说是徐云龙“撒癔症”,我自己却知道这是十几年生活的惯性延续。

    球队从昆明回到北京再集中的时候,我也回去收拾东西,到原来的房间收拾一些东西。一进屋,很自然的就把我的书包和衣服放到了原来我睡的靠窗的床上。刚放下就感觉后面人有拍我,一看是徐云龙,他刚训练完,露出一脸坏笑看着我,对我说:“大哥,这床现在是我的。”一句话逗翻了屋里的所有人。

    在队里,这种“起哄架秧子”式的玩笑肯定少不了,这是我们生活的重要调节环节。当然,对于运动员来说,最痛快的当然还是那种类似于创造了奇迹之后的群情激昂。1999年年底我赶上过一次,那次所有人真是都彻底的忘我了。兴奋的由头很简单,就是因为高雷雷打进了辽宁队一个球半扳平了比分捍卫了工体的荣誉。所以,下面还是回到1999年的赛场上,说说那场比赛前后不为人知的内情吧。

十六、辽小虎失冠那件事儿

    广州恒大今年冲超就拿到了顶级联赛的冠军,被称为中国版的“凯泽斯劳腾奇迹”。如果1999年12月5日15点30分左右,高雷雷那脚远射没有进的话,也许那时的辽宁已经提前“复刻奇迹”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一切都是命、都是命、命……事情过去12年了,十二个动物都挨个儿出来被纪念一回了,当时球场上的那批人也只有铁子、小肇、云龙、佳一还在继续着自己的职业生涯,但高雷雷那脚在弄十次也未必能进的远射却记在了所有球迷的心中,有人笑、有人恨、有人叫、有人骂,都成,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说真的,那年的辽宁队确实太强了,我感觉当时那个队至少在本土球员上比今年的恒大要整齐,如果他们那会儿能够配合上穆里奇和孔卡这样级别的外援,我们估计想挡也挡不住了。先说说为什么要跟他们死磕吧,没有为什么,就是这范儿,爱谁谁。说真的,比赛之前没想什么公平竞争奖、被全国球迷广为传颂等等,就是一个字:磕了!其实是俩字儿。我前面说了,辽宁队这批人跟我们威克瑞是一批的,当初在全国青年联赛上我们丝毫不逊于他们。他们整体进入辽宁队之后,配合一些年龄稍微大点儿的球员,那气势盛的呀,就剩下气势了!

    与辽宁队相比,我们这批人在1999年打的就欠那么点儿意思。前13轮比赛总共进了12个球,只拿到16分,排名一直在7到10名之间晃悠着。外援不顶劲儿,全换。为了打好后面的比赛,俱乐部火速招回了年初离开的卡西,另外又重新买了拉雷阿和巴雷德斯。随着这哥儿仨的到位,我们队第二循环前8场比赛保持不败,5胜3平,狂进24球。卡西亚诺又变成了那个无坚不摧的射手,一个人就进了9个球,李毅和商毅的状态也大幅回升,两人的进球数也不少。连旭哥都成了攻击手,8场比赛中进了5个球。

    八场比赛之后,我们又赢不了球儿了。9月中旬,连续以两个0比2分别输给了山东和重庆,11月21日重新开战时又在主场0比1输给了四川,又是一个三连败,只是时间拉的长,所以不太显眼。惟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商毅在11月底在大连的进球,帮助我们队双杀大连。就这么跌跌撞撞一路走到最后一轮,我们积分达到了35分,往上走超过第五名申花和被第七名超越都没有什么可能。比赛还没打,名次就已经定了。

    辽宁队当时积46分,领先山东1分。只要辽宁赢了我们,山东那边就是打出花儿来也没辙,他们的主动性确实很强呦。山东当时的对手是铁定降级的武汉,又是在主场,赢球基本没有悬念。说来说去,1999年甲A联赛冠军的决定权在我们手中。噢,不,在我们脚下。于是,外界传闻风起,什么这个那个的,方方面面的。队里很平静,大家的心情有点儿小紧张,也有点儿小兴奋。要知道,对于一支没有任何进步和退步可能性的球队,决定历史的资格也是一不错的兴奋剂。

    作为队员的生活很简单,该吃吃,该喝喝,该训练训练,该睡觉睡觉,就是该出去的时候不能出去了,我们封闭了。教练组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让我们收收心,打好最后一场不能丢人显眼的比赛;另外一方面就是外界的压力太大,沈指让我们减减压。为了踢好这场比赛,沈指着实没少费心思。比赛之前先找的陶伟谈话,准备让他打后腰,因为他能拿球,而且心理素质好。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在房间里待着,陶伟走进来跟我说:“明天咱俩打后腰。”“成”我随口就应了下来,没多想,让怎么打就怎么打呗。陶伟告诉之后,沈指又把我叫过去问我,打后腰有没有问题,我当然说没问题了。且不说我以前就打过,对这个位置不陌生。作为一名年轻队员,教练就是问我打门将成不成,我也不会说出半个“不”字。这叫什么,这叫执行力!其实叫听话。

    除了我这个位置有调整之外,南方也被拉到左边后卫上,目的就是利用他的经验抑制对方的进攻。另外,李红军被安排到中后位的位置上。其他位置的变化不大,云龙、卡西,李毅反正都上了,挺好,准备跟他们招呼去。

    我们这边精心准备,辽宁那边已经研究拿分了。无论是教练还是队员,反正我当时听说,他们必须要拿这场球,三分必须不能跑。对于我们是关乎尊严的一场比赛,在辽宁眼中则是荣誉与尊严的双重吸引力。赛前的准备会上,沈指用他特有的细致给我们每个人布置,怎么跑,怎么插,怎么接应,几乎是想到了所有的问题。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看台上的球迷已经喊声阵阵了,该我们来了。临上场之前,沈指对我们说:“别人的事情我们不管,但这场球我们是为自己踢的,能赢不平,能平不输,我想你们也不愿意看着别人在工体庆祝夺冠吧。”

    工体是什么?是我们的主场,我们的家,我们的四合院儿!冠军就好比是球队的“媳妇儿”,别人在自己家娶他们自己的媳妇儿、还要放“鞭炮”?,我去!这事可真不成,玩儿命!走着。入场通道里,两队相遇,互相闲聊,绝口不提比赛的事情,但大家心里都跟明镜儿是的,谁都想拿下对方。这叫什么,这叫“暗战”。表面上特别放松,全都背地里使劲儿。随着球队的移动,气息开始调整,眼神开始有杀伤力,当走进球场的一瞬间,工体爆发了。

    欢呼、冷风、阳光、对手、我们……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是,我们想赢;是,我们必须死磕;是,辽宁这帮人确实从小一块儿踢起来的;是,这里是工体;是,我们应该放松心态好好享受足球。这是什么?这是想法。想法和现实总有距离。当时给我的真实感觉是,比赛一开始辽宁队就压过来了。对于球迷来说,看比赛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电视,二是现场。电视机机前,您会看到球总在我们这边;现场的球迷也许会觉得双方的整体移动都在我们半场。

    对于在球场后腰位置的我是什么感觉呢?两个字:窒息。那种压迫感和压力让我确实有点呼吸不顺畅。按说这大冬天儿的不至于气压低吧,还有西北风,工体也通透,为什么喘气就别扭呢?我甚至琢磨辽宁队是不是人上多了呀?怎么哪儿哪都是他们的人呀,这球就踢不出去了。好了,球终于踢出去了,就是方向错了,踢进我们这边儿了。12分钟,比赛就过了12分钟曲圣卿一个直插划破了我们的防线,脚弓一推就进了。现场的国安球迷安静了,光着膀子看球的辽宁球迷飞扬了。此时此刻,甲A冠军距离辽宁队只有78分钟了,滴答滴答滴答,时钟在走着,他们的希望说话就到跟前儿了。

    一切都在合情合理的进行着,这个时候,为什么偏偏除了那么一脚呢?不是高雷雷那脚射门,时候还没到,是吕刚那一脚踢人。现在想想,辽宁队进球之后我们也没有缓过来,还是被他们压着。估摸是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吕刚一脚踢倒了南方。虽然南方没有什么大事儿吧,但那张红牌是跑不了了。辽宁队少了一个人之后, 我感觉球场突然大了起来,空挡也多了。刚想舒服舒服,上半场结束了,我们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还有45分钟,落后一个球,领先一个人,有机会、有机会。沈指中场也鼓励我们不要放弃,要求我们两个后腰多分球,把节奏控制好,不要给他们反击的机会。下半场一开始,我明显的感觉到不再被辽宁队压迫了。可能是他们领先了一个球,想打我们反击,而且人还少一个,反正给我的感觉是不如上半场坚决了。我们肯定坚决,就是进攻。72分钟,沈指换上高雷雷,这个换人在3分钟之后就起到了效果,比特效药还快。

    如果有一个全景的摄象机把在那场比赛进行到75分钟高雷雷进球的一瞬间定格应该呈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沈指站在球场边振奋着挥舞双臂、卡西亚诺在场边接受治疗背对球场、高雷雷接到了一个边线球后横向带球突破射门球进了、辽宁队主教练张引双眼直视、国安球迷先安静后狂呼、辽宁球迷瞬间失声……一秒钟,仅仅在一秒钟之后,全场就被喊声统治,雷雷脱衣狂奔,我们都想抓住他一起庆祝,但就是抓不住,他跑的太快了。诶,突然觉得那天的天儿真好啊。

    什么叫伏笔?伏笔就是当时觉得多余,现在觉得合适。李红军就在7月4日客场打辽宁的时候“埋”下了一个伏笔。他那个点球没弄进去,那场比赛没拿下丢了两分,使辽宁队后面越来越顺。这不,又来到了这场比赛,辽宁队被我们追平了,冠军希望有点儿渺茫的时候,他们出现了一个绝杀的机会。禁区的混战中,那个球鬼使神差的落在了辽宁队的脚下,此时杨世卓已经远离门前,对方李垚在门前两米处射门,竟然被迅速回防的李红军挡出。将功赎过将功赎过,丢一个点球挡住了必进之球。

    随着比赛进入尾声,双方都有点儿上火了。先是大宝子在争抢的时候让大羽脑袋见了红,然后杨世卓和辽宁队的门将法布雷斯这两个在场上距离最远的人却打做一团。后来看电视,看到大羽在退场的时候大喊:“有你们这样踢球的吗?”确实上火,可以理解。不过这事儿也得互相理解,咱这可是在四合院儿比赛,我们得赢球啊。山东那边比赛比我们结束的早,5比0赢了武汉,冠军是他们的了。不但如此,还成了后来的双冠王。到现在为止,我也觉得国安没帮鲁能什么,也没有挡辽宁的路,都是自己的造化、都是命。

    当天晚上,我们队出去吃饭、喝酒、感觉我们像战士,没把工体这块儿阵地搞丢了。那会的赢球奖是40万,那场球俱乐部多加20万,我们当时一场比赛就拿到了60万的巨奖。辽宁队当天返回沈阳,离开了这片伤心地。冬训的时候又碰到了辽宁队队员,大家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全部释然了。小肇的总结是:“其实想想还是怪我们自己,打到最后5轮,我们还领先山东队6分,最后三轮赢下任何一场都是铁定的冠军。那时候还是太年轻了。”我当时跟他说:“我们这场比赛输赢都会有人骂。”事实也是这样,第二年到了济南一片赞誉,到了整个东北任何一个地方全是骂声,都理解。

    与辽宁队的比赛结束后,1999赛季也就此打住,我联赛出场15次,进了一个球,挺好。经过了这一整年的联赛历练,我已经适应了球队的一切。那天看台上还坐着一位特殊观众,可以说他的出现改变了我的足球之路。还要说的是,这一年也完成了我财富的原始积累,赚了“第一桶金”。现在看看,当时的我正在经历传说中“草鸡”变“凤凰”的故事。看好了,我开始变了。

十七、从未实现过的百万存款梦
   
    再见,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国足已经去不了了。
   
    我们打进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但仍然没有冲出过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都离我们很远,看似有些遥不可及。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惆怅和感伤都不灵,还是应该做点儿实际的。比如我吧,努力搞好国安的青训体系建设以及写好这个自传就很实际,力所能及而且可以控制。我经常琢磨,生活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控制,有时候真的需要一些运气。什么是运气呢?说白了就是走对了路、碰对了人、干对了事儿。1998年,国安收购威克瑞,我进了国安的门,走对了路;1999年12月5日,“神秘观众”米卢坐在工体的看台上,目睹了我们阻击了辽宁队,无形当中使我碰对了人。至于后面干对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不是阿Q,也不希望总拿米卢带给我们的荣耀安慰自己,那次成绩也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米卢可以是一个符号,一个让我们曾经兴奋的符号。在我看来,任何事情要想成功都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有水有渠,引水入田还不简单吗?就拿我来说吧,能在21岁就在国安打上主力,挣到钱成为先富裕起来的年轻人还不容易吗?是的,很容易。刚入队的1998年我还没有这种感觉。到了1999年,我可真正体会到了足球职业化带给我的收益。简简单单一句话:我挣到钱了。

    俗话说“人一阔,脸就变”,我还真没有这感觉。我没觉得自己阔,因为打小就没觉得自己穷。父母从小就给我一个非常简单舒适的生活环境,也就养成了我这样一个什么都有点儿无所谓的心态。不过,我还是想说,我确实有变化,不是内心,而是外界环境的改变。比如说吧,放假之后我还是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没事儿去西单华威逛街,买点儿自己喜欢的衣服什么的。赛季中很少有时间,现在时间富裕了。突然,我发现一去西单时不时就有人喊我:“杨璞。”我琢磨着,这就算出名了?不知道,我算什么啊,就一个普通球员,以前什么样儿现在还什么样儿呗。

    路上有球迷的关照,媒体也开始单独找我了。我记得这个假期里第一次有媒体找我去拍照片,就是那种传说中的摆拍。什么这个那个,走着,拍就拍,反正挺好玩的。21岁的我还属于没有什么见识的、遇到什么新鲜事儿都想尝试的愣头青。事情新的好,朋友还是老的好。我去了国安,发小儿刘刚没有进去。当时我打了一年联赛挣到钱了,就拉着刘刚、杨胄、小于一起见天儿的吃饭、玩,我们团队的简称“四人帮”!我当时跟他们说:“钱这东西就是花的,现在我有钱了,哥几个就花,等什么时候我没钱了,跟你们要饭你们也得给。”我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估计很久很久的以后也是这样儿。也正因为如此,我卡里的存款从来没有超过100万,从来没有。按说我也赶上了中国足球的几年好光景,但愣是没攒下钱。现在退役了,我卡里更不可能超过100万了。

    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攒下钱,因为与存款相比,我更希望通过花钱让家人的生活更舒服。看到父母的笑脸比我有多少钱都让我高兴。

    话说1999年12月5日之后的一天,我在家待着休息,和爸爸妈妈聊天。我对我爸说:“爸爸,你赶明儿去学个车本儿,我给你买辆车。”“买车干嘛啊?”我爸说。“买一辆呗,方便。”我说完之后,我爸就没说话,过两天就去学车了。说到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和我姐对父母的称呼从小到大就没有改过口儿,一直叫“爸爸”“妈妈”,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在年龄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就省略称呼为“爸”“妈”了。现在我和我姐打电话提起父母的时候还会说:“妈妈怎么样了……”其实,不管叫什么,我是我爸的儿子这件事情是不会变的。儿子要给老子买车,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嘛?于是乎,就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车:捷达王。那会儿的捷达绝对是好车,都办下来小20万。

    一直以来,我的钱都放在父母手里,所以买车的事情都是爸妈去办的。当时我在冬训,我爸给了我一个电话,说车提出来了,我知道后挺高兴的,终于能为家里做点儿事情了。国内冬训回到北京,我从工体回家,一进胡同就看见一辆捷达。当时买车的人不像现在这么多,我一猜就是我家的车。处于好奇,我还趴在车玻璃上往里看,心想:“嘿,这车成啊!”一进屋我爸就跟我说:“车买回来了,停门口了。一会儿带你兜风去。”“好嘞,赶紧吃饭吧。”我说。不一会儿,我妈就把饭弄好了,吃什么聊什么都没印象,就记得赶紧吃完饭,我和我爸一起开车出去兜风。这感觉,爽。

    我爸是这样一个人,从来不会直接对我说“好儿子”之类的话,也不会跟他的朋友夸我,没有说过什么所谓的“父子深情”那种相互暖心窝儿的话。可以说我们是朋友,是那种特别有默契的朋友。我知道我爸心里怎么想的,我知道我做什么事情让他高兴,我更知道他高兴是我最大的快乐源泉。所以,坐在我挣钱买的车上,看着爸爸开车的感觉,那种幸福的体验感此生难忘。给家里买这个大件儿之前,我已经给我姥姥买了一个大彩电,那是1998年冬天的时候了。这么一看,我其实还挺会花钱的,用在家里花多少我都高兴。

    挣到钱之后,除了能给家里置办东西,我还有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打电话方便了。我这里说的不是一般的市话,而是国际长途。当时我女朋友在日本留学,在没有进国安队的时候,打国际长途成了我的主要开支。在一队挣到钱了,打电话自然方便多了。想怎么聊就怎么聊。这不,聊着聊着她就回北京了。那年她回京的时间我记得特别清楚,是1999年12月15日,南方过生日。我先去机场把我女朋友接过来,然后直接去南方的饭局,没吃饭进门就喝,不一会儿就多了。打住,回家了。其实喝的不多,主要是当时酒量确实不成,不过我是典型的没酒量有酒胆儿!当然只喝啤的。

    现在看来,喝酒绝对是我职业生涯未能更上一层楼的“关键拦路虎”。如今我已经退役了,那些酒场往事还经常在眼前闪回,脑子里时刻都不会忘记魏哥曾经(现在是魏总)对我说的那句话“说你能喝不是件好事”接下来,我想晒晒这些痛苦多于快乐的“酒史”,用自己当“教材”,希望能对现在的年轻球员有一些帮助,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我是杨璞,向我开炮吧。”

十八、酒肉穿肠到底跟谁过不去

    四周一片漆黑,静寂无声,公路上偶尔驶过汽车,唰的一声划过,然后还是宁静。随着汽车尾灯的消失,我的周围再次恢复成刚才的模样。这是一条双向四车道的公路,我站在马路旁边,四下无人,路两旁有坟地,墓碑上写的应该都是日文,我找不到回到出发点的路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有鸟叫,有点惊悚片的感觉,冷汗出来了,眼睛瞪大了。脚不能停,时走时跑。前面有光,有人影,我加快了脚步,跑了过去,进了大门,到了,终于看到人了。啊!这里是警察局,那些人都是日本警察。
   
    如果你在2008年4月9日23点左右也在距离日本东京两小时车程的神栖市,或许会在马路边看到穿着便装的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喝多了,晕头转向的。之所以会出现在公路边,是因为我刚刚吐完,吐的有点儿断片儿和转向。突然就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了,还琢磨着北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安静了。找着找着就迷糊了,朝着刚才吃饭的反方向走去。噢,不,是跑。三更半夜的,路上又没人,我应该是跑的才对。
   
    夜里进了日本警察局,我知道自己不是坏人,也知道自己是因为迷路才走进去的。但人家不知道,兴许还以为我是“夜袭日本警方”。再加上当时喝的确实有点儿大,应该有那么一股子爱谁谁的劲头儿,所以他们的防范心理更强烈了。我虽然喝多了,但没有完全晕。我必须用英文跟他们解释,酒店名字我也不清楚,连说再比划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英文、中文、日文,说了半天他们好像是明白我找不到路了。我猛然一个激灵,从兜里掏出来刚才吃饭结账的账单,上面有饭馆的名字,警察一看清楚了。好几个人,全副武装的把我请赏警车。我感觉一上车就下车了,因为从警察局到我吃饭的饭馆总共不到400米,溜达着5分钟也到了。

    由于第二天要回北京,赶紧回房间睡觉。躺下之后不一会儿就睡了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被胃部强烈的翻腾感弄醒,然后一张嘴,哇,又吐了一地。吐过之后舒服了,一觉到天亮。“大哥,您这像吃了一口吗?您这堆东西吃五口能吃下去吗?”当云龙第二天听我说只吃了一口东西的时候,立刻指着地上的“战绩”问我。“我真就吃了一口。”我还琢磨呢,没吃多少,怎么吐这么多啊。火速收拾好东西就往机场赶,就在这种晕头转向的情况下,我在免税店又买了一对耳钉,到现在就从来没戴过。

    这事儿后来成了我们的保留段子,说一次笑一次,云龙和杨昊都有自己不同的角度。当时队里只有我和杨昊有双币卡,所以我结完帐出去吐的时候,杨昊又结了一次,日本人还真不仗义。“璞哥,我一看你跟警察进来,都快乐喷了,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杨昊对饭馆里的场景记忆深刻。要是让云龙讲这段,他会把重点描述在我回到房间又吐了的那段。“当时杨璞一回来我就琢磨,这大哥肯定没少喝。然后就睡了,没几分钟,就听他那边翻腾,然后哇的一声儿,全吐了,这个味儿啊……”他肯定是边说边笑。

    把时间拉回到2008年4月8日20点30分。我和云龙、杨昊在酒店里吃完晚饭,在马路上溜达。“找个地儿诶,明天比赛完了庆祝一下,喝点儿。”我提议。然后我们就在马路上踅摸,因为一会儿还得开准备会,所以就没走多远,看到一家比较靠谱的烧烤馆子就定了下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前往日本参加亚冠联赛,在此之前取得两连胜,分别在客场3比1战胜了越南南定,主场4比2战胜了泰京银行,如果这场比赛取胜了,我们基本就能确保小组出线资格了。那年每个小组只出线一支球队,所以竞争起来其实更加激烈。

    时间过去24小时。我们是2008年4月9日18点开始的与鹿岛鹿角的比赛。过程不用说了,我们输了,堤亚戈的点球没进,周挺被红牌罚下,我当时有伤替补上场。0比1,输了,搓火,异常搓火。虽然鹿岛鹿角是日本冠军,但我们打的时候真没有感觉他们有传说中的那么强大,比赛中双方都有机会。也就是说,我们输掉了一场本来有机会赢的比赛。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如果您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球迷,看到这样一场比赛肯定是过两三天还得念叨吧?我们可是队员啊,难受程度乘上您的10倍应该不过分吧。如果说谁看到队员们比赛输了之后还能露出微笑就觉得他心里不在乎,那我只能说,您确实还不够了解球员。我们一个个都搓火着呢?都恨不得立马再踢一场。
 
    为什么这么说?我是这么想的。当了这么多年运动员,胜利欲望肯定会强过一般人好多吧?输了一场窝囊的比赛得多么搓火呀?而且,对手还是一支日本球队。对于我这样一个去日本从来不照相的人来说,输给他们绝对更是一件超级丢人的事情。注意,我们虽然难受,但还不能像球迷那样过了好几天还能念叨念叨解解心宽。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忘记,还要马上忘记。为什么?因为后面还有比赛,我们还要去直面胜负。如果总想着上一场比赛,结果就是永远踢不好下一场比赛。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反正输了就堵心。头一天找好的饭馆也没心情去了,都输了还庆祝什么啊。索性就在饭店对面随便找了一家饭馆,吃两口完了。我当时真没喝多少,主要是心情不好,所以一下就撂了。

    是的,这次的主题就是关于喝酒的事情。每当人们把球员和酒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总会产生很多负面联想,什么球员素质低啊!不职业啊!影响中国足球发展了!海了去了。我想说的是,就喝酒本身这件事情来说吧,没什么大不了的。生活中喝酒的、爱喝酒的、能喝酒的朋友多了去了,朋友聚会喝两杯酒也无伤大雅。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无酒不成宴”,哥几个聚会不喝点儿就感觉不出热闹劲儿。我还想说的是,作为球员,还真应该少喝甚至不喝,不为别的,就为了自己能多踢两年球也要有这个控制能力,不是吗?

    我第一次喝酒是14岁在卢城体校的时候。当时一屋子六个人,弄了一瓶二窝头,用大铁瓷缸子喝,就一包花生米,不一会儿就喝完了。感觉不是很过瘾,也不知道谁说再来一瓶儿,再来一瓶儿就再来一瓶儿呗。于是乎,就又买了一瓶儿二窝头。把倒到搪瓷缸子之后发现哥几个都不喝了。“别糟蹋东西啊,挺贵的。”我琢磨,于是一个人就把那一瓶儿全干了。喝完了这叫一个吐啊,溜溜一个晚上就没得闲儿,一直在一楼窗台儿趴了一宿。第二天上课我都没去,感觉整个宿舍都在转,这叫一个晕菜。从此以后,我再闻到白酒就恶心,这也是我现在只喝啤酒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会喝酒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图一个高兴。球员的生活其实很单调,除了训练就是休息。是,没事儿的时候可以看看书什么的,但大多数人从小都没养成学习的习惯,再加上连年的比赛压力、生活压力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在训练之余就喜欢一起吃饭喝酒聊天,这是我们特有的减压方式。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喝,完全是练出来的。刚进队的时候,和老队员出去吃饭,大家都一起喝,我不能扫兴说不喝。别人喝着我就陪着吧,边喝边聊,不一会儿就多了。

    虽然我们经常一起喝酒,但绝对不是酒肉朋友。我们喝酒没有目的,就是高兴。喝就喝,喝多了就睡觉,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说我有“酒胆儿、没酒量”呢?因为我能扛,喝不动也喝,只要有人喝我就陪着。别人都觉得我喝不喝酒是两个人,喝酒前有点儿内向,喝完了酒更张扬。这和我的性格有直接关系,我是那种总希望给人一种快乐的人。任凭自己心里有多少糟心事儿,也不愿意说出来,时间一长就压在心里了。要不怎么说“酒后吐真言”呢?我是喝完了酒之后会感到一种鲜有的放松。这种感觉但凡喝过酒的人都能理解吧。其实我和大家伙儿一样,喝多了也吐,挨打也疼,骑车也上树。

    坦白讲,虽然我的酒量凑合,但多少还是能够有一定的自控能力。赛季中,如果是周日比赛,我们顶多是周一、周二一起吃饭的时候喝点儿酒。从周三开始一般就进入下一场比赛的备战期了,绝对不会再喝。比赛之前更不可能喝。作为球员,这点自控能力还是有的。但是,不够,确实不够。2006年之前,我从来没有深刻考虑过喝酒这个问题。直到2006年我的脚踝做了手术之后,我才真的有点儿悔不当初。当时我已经28岁了,那次手术之后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恢复能力不如从前。训练的时候特别吃力,两个腿甚至都不一样粗。对于运动员来说,喝酒是最伤害肌肉的,喝多了绝对影响肌肉质量。我现在这么一想,后来受伤不断跟喝酒绝对有直接关系。

    生活从来没有如果,可我还是想说说如果这件事儿。如果我是天生酒精过敏的人,也许现在还不会退役;如果我能在2000年的时候穿越到2007年,也绝对会大幅度减少喝酒的数量和次数。说到这里,又想起了我爸。记得2003年他去加拿大看我姐的时候,都走进海关了,还特意回过头冲我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别人肯定不会明白,但我一下就知道我爸让我少喝点儿酒。为了哄他高兴,当时我肯定是点了头,但确实没往心里去。唉,都是往事了,都成浮云了。

    我爸知道我能喝,也爱和朋友一起喝,但我在家里一个人的时候根本想不起来喝,没什么酒瘾,更不是酗酒,属于那种给点儿外力就能抑制的主儿。这不,2007年国安就来了一个“外力”,李章洙来了。说他是“中国通”一点儿都不合适,应该说他是“中国人”。很多人对他的简单大运动量训练持又偏见,但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举个例子吧,一般放假归来的第一天,李章洙上来就是大量。不但是大量,还是那种非常容易测量的训练方式,谁也偷不了懒儿。比如我们要是周一休息,他周二回来就是大量。为什么?就是担心我们喝酒。其实作为运动员,即便喝了酒也能把训练任务完成,但那种感觉就跟要死了是的。怎么说呢?跑的时候基本自己能看见自己的心跳,就觉得心脏好像就在嗓子眼儿,随时都能出来。这样一来,必然就要在归队前一天控制一下。说到这里,也够难为李章洙的了。
   
    客观的说,李章洙这么一弄,我们在2007年的体能确实上去一大块儿,尤其是对于我这样的有伤在身且年龄不小的球员来说,突然感觉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一是他的体能训练还是有一定的效果;二是因为他的训练方式,我还是真的少喝了很多酒。

    对于普通人来讲,喝酒这个事儿是把双刃剑;但对于用身体当本钱的球员来说,肯定是有百弊而无一利。记得南方退役之后就跟我说:“小脑,你丫没事儿少喝点,还能多踢几年。”杨昊去广州的时候我也跟他说:“少喝点儿,控制点儿。”2009年年底,当我拖着伤腿退役的时候,惟一可以安慰的就是国安的球衣上终于多了一颗星;遗憾的是,我却没有机会穿上印有金星的国安队服比赛了。

    其实,这事儿能怪谁呢?我可以说,人家外国运动员走训天天回家没那么单调,所以不会像我这样不注意自己的生活;也可以说,我这喝酒就是排遣压力的一种方式,因为比赛压力太大了;还能说,中国球队的管理模式确实让队员容易产生枯燥的感觉等等等。得了,不找借口了。根本原因就是自己的认识不够,对足球的投入不能持续下去。其实我刚进队的时候,身边就有非常好的职业榜样:沈指。

    沈指的敬业、认真和刻苦是有目共睹的,我要是按照沈指的方式训练和生活,运动寿命肯定能到35岁。本来可以好好学学的,但沈指在1999年底的时候突然离队了。我那会儿都放假了,从报纸上看到的这个消息。说俱乐部准备请外教了,是国安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乔利奇。他以暴脾气著称,连翻译都骂。更邪乎的是,乔利奇上任之后没多久就带着我们队来了一次搏命之旅。全队险些命丧异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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