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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书刊杂志收藏---球迷徐克博客

清风徐来 克己待人

 
 
 

日志

 
 
关于我

我是一个球迷,酷爱收集足球书刊杂志画册等,喜欢巴乔、马拉多纳、荷兰三剑客、AC米兰、曼联、巴萨、意大利、德国队。也是一个军事迷,经常浏览军事网站,作一个忧国忧民的愤青。爱和朋友喝啤酒。球踢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一天,我在操场踢球时,有一个大连小伙走过来,说我踢的很好,我们一谈才知,他是-----大连队90年代初的中场核心王军----家邻居!请各地的球迷朋友和我联系互通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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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蒂尼自传:《我的足球生涯》&《我的一生就象一场球赛》---1.  

2013-09-27 12:29:02|  分类: 球星自传传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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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蒂尼自传:《我的足球生涯》-1. - xuke1129 - 足球书刊杂志收藏---球迷徐克博客
 

第一部 足球盛会


1.“你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1987年5月17日。我“死了”,时年32岁。

尤文图斯队正在同即将降为乙级队的布莱齐亚队进行比赛。这是本赛季冠军赛的最后一场比赛。那不勒斯队和马来多纳已经获得了意大利冠军。3万多名支持者前来参加我的告别赛。都灵“市体育场”的上空,天气阴沉,雨下个不停。

看台上,一条条长长的白布横幅在抖动,标志着球迷们对我的留恋。

“没有你,叫人多么伤心啊!”
“米歇尔,我们大家都喜欢你!”
尤其到最后,他们同声高喊:“米歇尔,谢谢你!”埃托尔·斯科拉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头奖。罗马的好莱坞“电影之城”正在庆祝其五十周年。然而,在都灵,眼前的情景却不是电影。我不是在表演告别仪式,而是在向观众告别,恭恭敬敬地告别,作为一个最后一次从事自己足球职业的人像公众告别。尽管这是一个阴天多于晴天的季节,我却依然昂首挺胸,球不离脚地参加着比赛。可惜,我们只争得个第二名。

在从事足球事业整整15年的最后时刻,我从球场更衣室的小门离开了“舞台”,这也是我从后台走向前台进而取得成就的小门。在那里,等候到最后一刻的几十名球迷,冒着大雨,脚踏地板,向我鼓掌。这是最后的一次鼓掌。一名支持者从球场出来时,献给我一件皮埃蒙特纪念品,并且对我说:“我不愿意您在离开都灵的时候连这个东西也没有。”走出体育场后,我把这几件小玩意儿连同盒子紧紧地贴在我的胸前。运动员停车场上,只有我的菲亚特小车在等着我。停车地点选得极好。我把车子发动起来,向菲拉德菲亚大街驶去。五年前,我就是沿着这条大街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当时,同我一起的还有博涅克以及我们两位的家人。我当时开的是一辆绿色的“朗日·霍维”牌车子。五年过去了,这期间经历了多少事情啊!往事纷繁,就象眼前的雨水一样没完没了,似乎要把一切都淹没掉。我要是有诗人的头脑,一定会说这是“天公在落泪”。可惜我不是诗人。我有自知之明:没有人会真正为我落泪的!

菲拉德菲亚大街在我眼前延伸着。一切均已成为过去。我真正地离开了那座“庙堂”。整整五个春秋,我身披霞衣,一直是这座“庙堂”里的神灵,即使在走过“阴暗的地区”,即使在艰难的岁月,甚至在暴风雨威胁到我头上的时候,都是如此。我离开了都灵市体育场。它的水泥墙上,用漆写的拥护我的口号仍在:“米歇尔,加油!”还有仇恨我的口号:“普拉蒂尼,你这个法国小杂种!”

“普拉蒂尼,你这个法国小杂种!”这是都灵队的支持者写的。长期以来,他们忍受不了我们在都灵的心脏里建立起来的统治地位。每当都灵市邻队间进行比赛的夜晚,他们便扮演着与我们的支持者分庭抗礼的角色。我的名字写在石头墙上,时间流逝,日晒雨淋,总有一天会被冲刷掉。然而,它却绝不会从我为之踢过球的那些人的心灵上抹掉。
我们以3比2击败了布莱齐亚队。一个小时之后,我驾驶着我的菲亚特小车驶向“高地”,到那里与我的亲人团聚。我一连抽了几支香烟,闯了好几次红灯。这时,市体育场内情况又如何呢?虽然我已离它很远了,但我心里依然感到有些不安,好象是我抛弃了那些想念我的忠实支持者一样。他们象做完了弥撒的孤儿肯定会这样说,这样写的:“普拉蒂尼走得太早了,走得太快了。”是的,一点不假,不过,还走得太孤单了!

我侍候“维希亚夫人”已整整5年了。我们之间的爱是灼热的,不平静的,并且结出了丰硕成果。我把最美好的荣誉献给了我的“王后”。在我之前还未曾有人这样奉献过。可是,在我们双方同意分手的夜晚却什么也没有,或者说几乎什么也没有。这对我是不够尊重的,就好像我们之间什么联系都不曾有过似的。

有些人曾期待今天会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但是,除了几声叫好以外便没有别的。我知道,我的支持者同我一样,定有同感。

“最好的球员走了,”阿涅里站在生、死两道大门之间说,就象在棺材上撒上几铲土一样。这样的礼节似乎不太相称!它使我想起了五年前我在都灵签订合同的时候送上来的三明治和假香槟酒。现在,这样的“缺陷”又重复出现了。这件事情权且不提了吧。因为,第一次,我还不属于尤文图斯队,而这一次,我已不再是这个队的成员了!

博尼佩尔蒂细心地关照我这样,关照我那样。在我之前他还没有为任何人这样做过。但是,原先声称会透露一些内情的记者招待会却匆匆结束了。 那是一间灰色的房子,用混凝土浇铸而成,活象一座碉堡。我自己打开一瓶“法国造”的香槟酒,这可不是阿斯蒂酒,而是正宗的香槟酒!我自斟自饮,面对伸到跟前的数不清的话筒,尽量装出高兴的样子,慎重地讲了几句话,然而又觉得这一切没有多大意思。同布莱齐亚队90分钟的比赛一结束,我便没有任何东西要说了,我已经“死”了,应当在别处获得新生。为反对吸毒,为“大体育场公司”,为主持电视节目,我应当复活。不过,眼下,但愿人们还是让我安息吧!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密密麻麻的记者中间挤出来。普拉蒂尼在溃退!同时,还在低声地发着牢骚!

我来到淋浴喷头下,记者们拥挤到淋浴间的门口。他们之中许多人为了得到一纸进更衣室的通行证而历尽了千辛万苦。他们都想在更衣室里,在球员们作准备去迎接 90分钟比赛而成为英雄的地方,看一看尤文图斯队的“圣人中的圣人”。而那些常日的“寄生虫”们也许正在取他人之残羹剩酒了。

现在,我一个人在更衣室里,靠在写着我的名字的衣柜上。衣柜是金属做成的,冰凉冰凉。“米歇尔·普拉蒂尼”几个大字印在上面。换上别人,面对这种情景会伤心地哭起来。我也哭了。但是我尽量想到贝利、里瓦、马佐拉、里维拉、克鲁伊夫、贝肯鲍尔等人。他们都是我的兄长,亲爱的兄长。如今,我可能同你们一样了。现在,我也许明白了,在荣誉桂冠下面,在欢呼声的背后,便是孤独,我们的孤独!我同你们分享过一切,分享过所有的胜利。我在各方面都同你们并驾齐驱:荣誉称号、冠军头衔、足球奖杯、射球破门、金球奖等等。现在我又在孤独中同你们会合了。这是一个当了15年职业足球运动员的人的孤独,是一个最后脱下运动衫的球员的孤独。他重新穿上的衣装,色调灰暗,没有生气,同那光彩夺目的运动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孤伶伶地面对着我的衣柜。一日的同伴,终身的队友,他们都从便门溜走了。

此时此刻,没有集体的拥抱,没有共同的欢乐,没有共同的悲伤,也没有临别的激动心情!突然,有人把一束鲜花放在我的脚下。不知真情的人还以为这是环法自行车赛一个阶段的终点呢!花束上写着一行字:“你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有个声音对我说:“米歇尔,拿起这鲜花吧。”我不由自主地把它捡起来。刹那间,一阵闪光灯冲着我噼噼啪啪地响起来。摄影记者们如获至宝。一则带着蜀葵香味的独家新闻诞生了。任务完成了,他们可以收拾自己的东西退出去了。这时,一阵伤感又向我袭来……

人们谈论最多的肯定是,我父亲今天为何没有来。同所有的预测相反,他没有来观看我的“挂靴赛”,而宁愿留在洛林。不过,我的妻子克里斯黛尔和我们的孩子都来了。
人们同样也会谈论米歇尔·伊达尔戈没有到场,可能会说他不讲义气。不管怎么样,作为法国足球队的技术指导,在他七年任职期间,所取得的一切辉煌业绩难道不应归于一个名叫米歇尔·普拉蒂尼的新兵的出色表演吗?

伊达尔戈曾说过他是要来的,然而届时却莫名其妙地留在马赛。贝尔纳·热内斯达尔一个人乘坐一架空荡荡的私人飞机从马赛来了。是不是因为我对马赛奥林匹克队热情而恳切的请求反应冷淡,而伊达尔戈却在指导这支球队呢?他没有来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呢?……

其次,人们也会谈论亨利·米歇尔的缺席。他是伊达尔戈的继承人。有人问,现在他失去了普拉蒂尼该怎么办呢?像地球一样,足球也是圆的,没有我照样转动!

大家也会对巴蒂克·巴蒂斯东不到场议论纷纷。他是我最好的伙伴,是同我一道在球门前进行最漂亮的交迭穿插的队友。

大家还会谈到让·蒂加纳也没有来。这位波尔多队的“巴西人”,难道他对我的友好言论仅仅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装饰?我不愿这样想。

大家也会谈到阿兰·吉雷斯、路易·费尔南德斯都未到场,我同他们俩都曾患难与共过。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来到这里。其实,坐飞机只要一个小时,他们便可以来到我的身边!

当然,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关系。首先,因为我知道,明年春天举行的“普拉蒂尼足球生涯纪念赛”,他们都会参加或到场的。其次,因为今天晚上我宁愿同那些通过孤独之门比我先行一步的人完全一个样,他们是:贝利、里瓦、克鲁伊夫和其他人……

当然,人们会说,“是的,‘普拉蒂尼足球生涯纪念赛’,那很好,但是,今天晚上,朋友们的位置、忠实支持者们的位置总应当在都灵‘市体育场’上吧!这倒不是为了撑面子,而是出于友谊,他们应该到场!……”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我不停地盯着体育场里的记时钟,这时所产生的难过心情我怎能不加叙述?我想在比赛的最后一秒钟献给都灵观众一个球,最后的一个球,这种愿望我怎能不加叙述?我独自一人,身处尖锋,埋伏以待,乞求苍天,给我这一恩赐!

尽管观众中有人在赞颂,有人在咒骂,可是并没有要求我出来谢场的掌声,因此,我也就没有绕场一周以示告别与谢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能不说出我的忧愁呢?不过,在两个小时的比赛时间里,我象是透过幕帘听到菲拉德菲亚看台上“黑白衣球队”的无条件的支持者们在有节奏地高呼着我的名字,而我却低着头慢慢地走向更衣室的回廊。一大群记者向我冲过来。想一想吧!普拉蒂尼最后一次穿运动衫,这毕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事呢!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蓦然转过身来面向广大的观众,举起了我的双手。接着,我的视线便被泪水模糊了。帷幕落下了!我消失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里。再见了,足球大师!

外面的绿茵场上,一支小小的管乐队正在吹奏着“瞻礼节进行曲”。在噼噼啪啪的雨声中,他们绕场半截,便退出了场外。倾盆大雨代替了彩球。

遗憾代替了原定的计划。尽管这种遗憾是短暂的,但足以使我整个晚上都感到灰心丧气。我遗憾地自言自语道:我本来还可以再踢一年。各种各样的建议曾纷至沓来,可是当时最大的困难是难以做出选择,甚至尤文图斯队在赛事颇多的季节结束之后也曾提出延长我的合同。但是,算了吧!应当及时刹车了!在我的球兴还未被厌倦与压力破坏之前就挂靴停赛。我已经三十二岁了,不可能再多踢一个赛季。除世界杯之外,我获得了其他一切奖杯,得到了所有的荣誉。我再也没有别的需要向我的观众,向我的朋友,尤其是向我自己证明了!

读者不久便可在百科全书中看到这样的条目:“普拉蒂尼,1955年6月21日出生热福(默尔特-摩泽尔省)。母亲安娜,父亲阿尔多。身高:1.79米;体重:73公斤。同克里斯黛尔·比戈尼结婚。有两个孩子:洛朗与玛丽娜。职业足球运动员。加入过以下俱乐部:AS热福(1966-1972),AS南锡-洛林(1972-1979),AS圣太田(1979-1982),都灵尤文图斯(1982-1987)。在法国队参加过72次选拔赛。获得过1984年欧洲国家杯冠军,1985年国际足球杯赛冠军,1985年欧洲冠军俱乐部杯,1984年欧洲优胜者杯,1984年欧洲超级足球杯,1985年俱乐部洲际杯,1981年法国冠军,1978年法国足球杯,1984和1986年意大利冠军,1983年意大利足球杯,1983年、1984年和1985年欧洲金球奖。1983年、1984年和1985年获得11块金牌。参加过六百四十九场职业足球赛,进球353个。企业家,经营圣·赛普里安体育联合公司——‘大体育场普拉蒂尼十号’公司,并且同汤姆逊公司和法国电视一台合作。”

从1985年9月10日以来,我的名字已出现在《小拉胡斯辞典》中,(刚好在柏拉图的前面)。我的名字也收进了1988年版《利特雷辞典》。一个人可以用来教育他人,并为他单独设立了一个足球陈列馆。这有点象球王贝利。他三次获得世界杯,进球1300个。
如果要我对《利特雷辞典》中有关我的条目表达什么愿望的话,那么这个愿望就是:“1985年5月29日,在布鲁塞尔海塞尔体育场,他以罚点球踢进了欧洲冠军俱乐部杯决赛中唯一的一个球。自从那个悲惨的夜晚之后,他的精神崩溃了。”

这就是在我冒雨驱车前往“高地”的途中,在这个告别赛场的孤独的晚上,我对自己所说的话。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应当翻开新的一页了。我的身体已经受够了,头脑也有点反应迟钝。海塞尔体育场的悲剧和38名遇难者的幽灵始终萦绕着我,使我更加厌倦。这种状况已持续了两年。两年,我才明白我在比赛中没有懂得的东西。我在未成名之强曾经埋头苦干过,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我曾不停地拼过命。

在FC海茨队进行体检时,那个在测量肺活量时曾晕过去的孩童,并非生来就是搞体育运动的材料,恰恰相反,他也曾不得不学习跑步,锻炼肌肉,然后学习防守、铲球,再学习射门,这样,他才得以成为赫赫有名的尤文图斯队的最佳射手。

眼前,城市风光渐渐地依稀起来。我驱车在皮托里奈斯公路上疾跑,逐渐开进了居民区。夜晚使人感到无限的惆怅。

首先,我产生了一种思旧怀往之情:怀念以前的尤文图斯队,怀念1982年世界杯赛的日子,怀念同我一道参加这次大赛的魔术大师们:佐夫、卡布里尼、詹蒂莱、塔尔代里、贝特加,还有皮埃蒙特的“足球骄子”——保罗·罗西、波兰的“足球王子”——博涅克。如今,他们都走了,都到别的地方去了,穿上了其他颜色的队服了,或者永久离开足坛了,他们撇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撇下了我这个俱乐部最高荣誉的最后一个残存者!

夜幕降临了,给整个城市披上一层“戴孝的黑纱”。
2.“米歇尔,干吧,勇往直前!”

1973年5月2日,我17岁又316天。

我的足球生涯就是从这天开始的。那是一个星期六,地处洛林的南锡,成千上万的人浩浩荡荡地拥向马塞尔·比科体育场。他们被这个“盛大的夜晚”所吸引。那欢乐的队伍中,人人面带笑容,急匆匆地向体育场走来,唯恐误了入场式前那激动人心的一分一秒。举行比赛的方形草地象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们。他们不约而同地喊着同一个口号:“南锡,加油!”共同的期望蕴藏着同样的热情!

我穿上那小小的钉鞋,周围是我的AS南锡-洛林队的同伴:谢雷、弗尔丹、布拉和赫尔威·马利约。我们都是小孩子,几乎是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俱乐部的后备队员(AS南锡-洛林队的有生力量),彼此都认识。我们在训练中心上课,也随时随地上课。不过,今天,我就要另换门庭了。

每逢是星期天,我们同这支晋升球队一起在洛林地区进行巡回比赛:图尔、吕内维尔、香比尼奥尔、阿贡丹热、隆维、维特里勒·弗朗索瓦,当然还有巴勒杜克(公爵酒吧的音译——译者注)。这个名字起得很巧妙。

我们穿着镶有红边的白色运动服,可漂亮了。这运动服还是从甲级队借来的,式样跟美国冰球俱乐部的服装相像,为的是给观众留下一个好印象。

在本地的业余足球爱好者中,我们还是做示范表演的未来的职业球员呢!事实上,我们这时不过是还未曾梦想摘取荣誉的实习生。

这些盛大的足球比赛,由于名声在外,加上AS南锡-洛林队当时的声誉,所以,比赛往往是十分艰苦的:对立的观众、怀有敌意的对手、不友善的裁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胜利也是来之不易的。因此,我们必须像在凡尔登那样作战,以避开那些“伸张正义的人”上有刺刀的钉鞋。

这就是比赛规则。即使这些规则越来越近乎犯规,人们对此通常却是默认的。所有的俱乐部后备球队在星期日进行的比赛中都会遇到这样的激烈拼搏。在这些比赛中,由于没有能成为报纸头条新闻的足球明星参加表演,所以那些渴望成为明星的新手就会因之遇到厄运。谁让他们为捍卫同一个队旗而卖命呢……一位新手,不管他是利物浦队、皇家马德里队、都灵尤文图斯队、还是圣太田队或拜仁慕尼黑队的成员,都要经过这种严格的挑选。这样才能使他们尽快地成为优秀队员的苗子。

我们正是在这种“乡下公鸡相斗”式的激烈拼搏中,学会默默忍受痛苦、锤炼自己的。正是在这样十分艰难的逆境中,我们学会了自我约束,执行纪律,在别人采用的卑鄙手段中,我们找到友谊与团结。

于是,我们把穆蒂耶的外号叫“穆穆特”(以谐音取的绰号,意为“假发”),普拉蒂尼叫“普拉托什”。一支真正的亲密无间的球队就这样形成了。

然而,今天晚上,我可不是在吕内维尔进行表演,也不是在巴勒杜克躲闪别人的冲撞,我们同“假弟兄”,但仍是朋友的FC梅茨队的邻队间的比赛也不是在今天。

今天晚上,“普拉托什”并不是在郊区的场地或乡下的草地上“外出消遣”。不!我已是堂堂正正地在南锡的舞台上挑灯出战了。这是我的第一场大赛。

我穿着职业球员的运动衫,就象在更衣室里已经挂了号的大球星一样。他们正从手提包或壁橱里取出运动服,其中有南特队原来的守门员福歇,有同南特队一起争得法国冠军的罗热·勒梅尔以及绰号叫“伸张正义者”的维克,因为,他后来果然选择了“律师”职业、还有赫尔贝——一位年纪很轻,但已是战果累累的“老队员” 和弗洛莱斯——另一位满载荣誉的老队员。此外还有卡斯托诺夫。他是获得过洲际杯赛的冠军,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乌拉圭运动员。最后,还有我。

我提前来到了更衣室,表面上装出一副很轻松的样子,径直走到更衣室的最里面,在左边靠近散热器的地方停下来,从手提包中取出运动鞋,紧了紧上面的扣钉。然后摸了摸我的盛装:两条镶着红边的直至膝盖的白色长袜,短袖白色的运动衫,“V”型红色领口,上面用蓝字印着一家搞摄影的商店联号的广告。

说到照片,这一次可能照了我一卷!我相信,别的队员照的像都很好,可是,不相信我自己也能如此。我们的教练是安托万·罗丹。他矮胖结实,黑发棕肤,样子像一个对晋升垂涎三尺的士官。自从我到他的招收中心报名时起,他便对我要求很严。在我们中间,大家都叫他“踏踏纳”。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名字,而且也因为他同其他人一样把钉鞋乱丢……他很能吃苦耐劳,也很刚强,对于象我这样马马虎虎露于外表的队员总是冷眼相看。

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严厉。但是,从他的性格来讲,与其说他喜欢真正踢球的队员,不如说更喜欢锻炼体格的运动员。这至少是在强化训练阶段我对他的印象。在这个阶段里,尽管我们违心地在阿耶森林中没完没了地进行“战士行军”,可是最后训练还是进展得相当快。在“踏踏纳”导演的体力训练中,我洒下了几公升的汗水……

今天晚上,安托万·罗丹像往常一样,没有更多地注意我……我却暗自希望他能给我提点个人建议,就象课后个别辅导一样。

我得到了他简短的鼓励。
俱乐部主席克鲁法·居尼是一位充满活力的人,象慈父一般。他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两只小眼睛炯炯有神,胡子毛茸茸的。他在更衣室里有节奏地踱来踱去,等待着预定发起攻击的时刻到来。他显得有点焦虑,不停地走来走去:一会儿到绿茵场上闻一闻体育场上的空气和观众的气息,一会儿又同巴黎来的记者谈谈话,一会儿又从裁判那里走到代表跟前,过一会儿又回来看看我们,然后又走出去,又返回来。他既兴奋又激动,铿锵有力地小声对我们喊道:“好哇,娃娃们,你们应当赢!应当赢啊!”

然后他又对我说:“米歇尔,干吧,勇往直前!你不至于胆怯吧?”

20点28分。一阵刺耳的哨声在混凝土拱顶下回响。大家象条件反射似的一齐向门口冲去。我最后一个跑出去,要是再慢一点儿,便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了!钉鞋在石板地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象马蹄声一样。我们在走廊里排成两行,跟上学差不多。我们站在左边,队长戴着袖章排在最前面。右边是另一个队的队员。老队员们懒洋洋地互相握了握手,我则悠然自得地留在队尾。

真怪,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想到我们的对手。不过,今天我们的对手是尼姆奥林匹克队。这支球队是法国冠军赛的老手,具有丰富的经验。他们的标记是具有异国情调的“鳄鱼”。据说,这些庞然大物在经过几小时的飞行之后,已经“吞吃”了好几个“青年娃娃”!

他们的教练卡德·菲鲁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年纪很大了,有点跛,古铜色的脸庞,秃顶,就象不插羽毛头饰的印第安人的首领。他指挥着这支“铁鞋突击队”,把它训练成了一架不折不扣的“战争机器”。这台机器现在已由队长牵引到阵地上。他名叫米歇尔·梅齐,长得挺帅。所有有名气的大球队,如马尼松和斯科勃拉的马赛队,洛维利和凯塔的圣太田队,西蒙和龚岱的南特队都继鼎盛时期的兰斯队之后,一一在尼姆的让·布恩体育场的角逐中遭到惨败。在外地,菲鲁的队员也是捷足先登,在当地球队的进攻中屹然不动。

正好,我是踢中锋的,9号队员。在前卫线上,这是一个最靠前的位置,因此也最容易受到攻击。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对方的后卫队员。他们看来30来岁,一个个象捕捉野牛的冒险家,连胡子都没有刮(以保持冲动状态)。而我则是初出茅庐……在南锡这个圈子里,我觉得自己是一只小山羊……

观众始终喊着同一个口号:“南-锡!”“南-锡!”偶尔也有点变化:“南-锡-加-油!”无数的声音一起喊起来,真是震耳欲聋,其中还夹有鞭炮声(不太多)。球门后面,燃起了两三处红色的烟火。(还真漂亮呢!)

我走近场地正中央的圆圈。计时表上是20点30分。离我10米左右的地方就要开球了。奔跑中,我一下撞到了裁判的身上。他的名字很好笑,叫“马香”先生(意为小玩意儿——译者注)。他个头矮小,差不多已经秃顶。我心里直想,面对尼姆奥林匹克队的高大“狼狗”(对不起,是彪形大汉)他怎么能行使我所希望的那种不可置疑的权威呢?真叫我不敢相信!看到他的样子,使我想起了在电视上看到的夹在两个“兰开夏式摔角运动员”之间的那些“袖珍裁判们”。他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被“坏运动员”从角力场的一端扔到绳子外面去的!……

我正在那里胡思乱想,突然接到第一个球。我想当迅速地把球传了出去,而且传得相当好。观众对我腿上的功夫报以热烈的掌声。真够热情的!很快,我的胆子大了起来。我试图带球,成功了。第二次带球,失败了。我不气馁,争斗着,拼抢着。我被无情地绊倒了。对方不但没有道歉,反而痛骂了我几句,诸如“小混蛋”之类的。……我站起来,昂起头,担任罚球。我的第一个任意球!它打进了“大队员们”的后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10分钟、20分钟、30分钟……一切正常。比赛恢复了原速——一种虚假的节奏。南锡队从左边压上去,以图突破“鳄鱼队”的防线,而“鳄鱼”则完全相反,龟缩回去了。这样一来,在右边,十来名身穿红色运动衫的球员被逼到只有最后20米的区域了。他们都撤回去了,像古罗马军团的将士们一样拼死防守。

这种局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这些年轻而又意志坚强的球员一次又一次地发起进攻,可是在尼姆队老练的防守面前,都没有奏效,势头也似乎减弱了。这时对方防线突然出现了一个漏洞。我现在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仍然看见沃尔特拉热在奥兰蒂尼的眼皮之下,高举双臂,趁势将球送进对方的网底。我们以1比0领先!几乎绕场一周……

但是,一个小时以后,梦想过去了。雅基·凡尔涅,像我一样也是9号,不过是尼姆队的9号,把两队的比分扳成1比1平。

凡尔涅是以前法国队的中锋。他踢进的这个球极大地打击了我们的士气,体力上也是如此。它像十字架一样压在我们的身上,一直到最后。离终场仅三分钟了,拉尼尼竟为我们夺得了胜利。真是个奇迹!

第一次比赛,第一个胜利……由于我踢出了几脚漂亮球,因而在职业队员那里成功地通过了“晋升考验”。

晚上,我回到家里,坐在父亲阿尔多和母亲安娜中间,感到很高兴。这是当然的!不用说,在我的第一场比赛中,我的父母一直在盯着我。

当时,他们还不能肯定我真的盯上足球了,不过,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便把热福的圣埃绪佩里街变成了我的领地和第一个训练场。

那时,每天放学回来,我总是把书包往门口一丢,就找伙伴们踢球去了。我们总是找各种借口尽量多玩一会儿,一直玩到筋疲力尽,才肯停下来。……有时候我也遇到困难,因为我一直个子最小,体质最弱。在一个体育世家里,这可真有点怪了!因为,我觉得父亲是第一流的足球运动员,我的两个叔叔是篮球队员,在国家二队打球。他们都高大无比……

因此,我必须弥补我表面上体弱和个子矮小的缺陷,也可能正是这个缘故,我不知不觉地练就了一种超越自己身体素质的本领。
出于对赛场局面的反应,同时也出于必要,我学会了先发制人,学会了保护自己的球和腿,学会了躲闪。我不断地向自己提出挑战,常常给自己出些难题,试图强迫自己完成一些看来不可能实现的动作。例如,瞄准一根树枝或瞄准一个挂在电线杆上的罐头盒,并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能击中它,明天作文或数学练习就会呱呱叫。”我经常能击中目标,不过,考试还是另一回事!……到后来,我终于能从事各种集体体育运动,各种球类运动了,如手球、篮球(虽然我的个子不高),当然还有足球……我父亲对此很赞赏。有这样一位父亲是我的幸运。他当过数学教师。可是对我来说,他始终是我的家庭足球教练。没有一个下午是空闲的,每周星期三(法国中小学生休息日——译者注),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总是带我去练习步伐,球不离脚,从理论到实践,进行训练。我应当归功于父亲的东西很多,他鼓励我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也使我的身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迫使我在跑动中加快速度,而且还要保持球不离脚,同时,他要我学会放松自己,不要紧张。他经常对我喊道:“要抢在对手的前面!”就这样,从热福的“街头足球”到休假期间的“海滩足球”,我已经能够迫使其他人“都落到我们的后面”了,就象斗牛士在公牛鼻子尖上抖动红色披风而雄牛却无能为力一样。我这个以前观看高个子叔叔打篮球时往往要拿望远镜的瘦弱的洛林儿童,最后也练就了一付强健的体格:身高1.79 米,体重72公斤。

虽然我父亲是AS南锡-洛林丙级队的头头,可是足球对我仍然是一个神秘的艾尔多拉多。

首先,在1969年“年轻足球运动员”的选拔赛中,我最后落了榜。这是事实。

由于当时还没有少年运动员,所以,我在洛林时,所有为地区选拔少年运动员的人都没有注意到我,原因是我的个子太小……

不过,我的报复已经开始。在我16岁时,已经是热福体育协会少年组的带头人了。1971年1月,我们在甘巴德拉杯的区域性半决赛中与FC梅茨队相遇。虽然梅茨队格外受到当地人的青睐,但是面对我们这支本地的“蓝衣球队”——人们称热福为“小意大利”——,面对我的队友特洛勒蒂、阿尔伯蒂尼、加斯帕利尼、德拉·瓦尔、底吕齐欧、德拉·维克托利亚和我,普拉蒂尼,梅茨队全线崩溃了。这漂亮的一仗使该队驻地城市负责招收新队员的人注意到了我。

可惜,FC梅茨队的医生以“心力不足”而把我淘汰了,因为我没有能吹起这个穿白大褂的合同雇员按规定放置的球……。这对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对FC梅茨队很崇拜,这是一支雄心勃勃的球队。奈斯托·孔班的率领下该队进攻犀利,所向披靡,在法国所有的赛场上都享有盛名。梅茨就是我的俱乐部。自从我对足球之事有所领悟以来,梅茨队的每一场球赛我都观看。梅茨几乎成了我的城市。因为热福离梅茨仅26公里,而我们离南锡却有75公里。然而那个令人讨厌的肺活量计却使我的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我不仅达不到3.8公升,最高也只吹到1.8公升。太倒霉了。我重做了好几次均未成功,心里恼火极了。可是,我到底是气力不足。父亲心里也很难过。他找到培训班的经理,他们以前在一块踢过球,父亲对他说“请你不要一这次的体检来衡量他。米歇尔要比这好得多……”然而,毫无办法,梅茨队没有录取我。幸好,父亲的另外一位朋友关照此事,不过是在南锡。他就是赫尔威·科洛。他把我叫去,让我踢几场试试看。结果呢,尽管我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他还是把一张盖满图章的纸交给了我。上面的抬头写着“AS南锡-洛林”。我的第一份合同书!我在靠近体育场的一家酒吧间的后厅里象实习生一样签了字。薪水是每月三百法郎。那是1972年的7月。6月21日,我刚满十七岁……真了不起!

每月300法郎,跟我第一次在热福当市政职员时的报酬差不多。事实上,我另外还干点活——油漆路灯,可挣到400法郎。可惜好景不长,老板谢绝了我,借口是我在工作时间里玩篮球……
总之,虽然天意让我降临在AS南锡-洛林的训练中心,但是从阿耶森林的训练场地到灯火辉煌的马塞尔·比科体育场之间,道路似乎还很漫长……

开辟这条道路的希望是那样的渺茫。于是我那富有远见卓识的父母亲为我制定好了别的计划。

直到我16岁上高二时,我仍然似乎有希望参加“法国中学生锦标赛”——“中学生毕业会考”。但是我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足球运动员,一年之后,我便正正规规地在我父亲指导的丙级队中踢球了。

我父亲也曾要我从“战术黑板”转到“数学黑板”方面来,可是未能成功。虽然他很快就发现,我不可能长期地把学习和竞争性很强的体育活动结合到一起,但他却坚持不肯让步。他把我送到本堂神甫那里,要我用半天时间好好地学习算术。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住在离城15公里的俱乐部的设施里,在巴尼先生那里寄宿。他以前是个职业球员,为人和蔼可亲。在培训中心,我们一共五个人:弗尔丹、布拉、赫尔威·马利奥(他的兄弟伊夫以后从事足球职业)、谢雷和我。我们一心只想着足球,贪婪地阅读《队报》和《法国足球》,连上面的小新闻和细微的 “轶闻”也不放过。至于体育与学习相结合嘛,我们可根本不沾边!……只有体育!我当时有一位家庭教师。他把事情处理得不好,甚至要求AS南锡-洛林队的教练兼指导把我从俱乐部中辞掉,让我去学习!因为我竟耽误算术考试,去收看1972年欧洲国家杯决赛的现场直播。他对此很不赞成。

可是,那天晚上对我来说,计算已经归结为几个简单的数字了:南锡队2,尼姆队1。我们在全国冠军赛上又增加了二分!

自那天晚上以后,自那次简单的“运算”以后,我父亲明白了,他必须把以前的一切一笔勾销。学算术?不再谈了。让我去计算进球的数目吧!

说到进球,正好我第二次同南锡队的职业球员一道,又幸运地踢进了两个。那是5月12日。冠军赛已进行到底36天,我们的对手是里昂队——另外一个大足球俱乐部。它过去名声很显赫,现在则有名无实。

那天晚上,南锡队以4比1打败了里昂队。我进了两个球。这是我身穿印有洛林标志的红白色运动衫,在甲级队锦标赛中,踢进的头两个球。

对于这场比赛,《法国足球》——这家近于专业的正式周刊授予我四个星(最高是五个星)。而头一次,这家周刊仅仅评我三个星……
我高兴极了。

但是,接下来的一次比赛,却叫我茫然不解!教练把我留在场外,却召回了居佐斯基。俱乐部想把他转让给马赛队。这一次南锡队把他编为正式队员,是想以此说明他并没有受伤,还可以再为俱乐部出力。

但安托万·罗丹把我召回他的球队时,他明白我不会立即对此毫不介意。

3. 热福城的圣·埃绪佩里街

还是从头说起吧。1914-1918年战争前夕,一个16岁的童工离开了他的家乡——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来到了洛林。他把自己以农为生、骨瘦如柴的父母留在都灵这块悲哀凄凉的土地上。这个年青人在矿上干过活,他想当一个泥瓦工。然而,战争却把他召回到自己的祖国。直到战争结束,他才重新回到他的“希望之乡 ”,并且娶了一位年轻的妻子。那时他虽然只有21岁,但是各行各业都已试过:泥瓦匠、矿工、钢铁工等等。在温德尔家族的世袭领地——热福一带,这些钢铁巨头同时也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主宰着土地上的一切:工厂、学校、幼儿园。

当时,热福是一个拥有11000人口的小城市,地处矿区盆地和默尔特-摩泽尔钢铁区的正中央。这是一个干活、卖力气的地方。人口中百分之六十是意大利籍工人。这个年轻的皮埃蒙特泥瓦工和他的妻子很有办法。他们终于积攒了足够的钱,在弗朗谢·普雷街买下了一家店铺,取名为“运动员咖啡馆”。就是在这里,我的祖父弗朗塞斯科·普拉蒂尼脱离了皮埃蒙特和泥瓦匠的活计,创立了前景较为光明、安逸幸福的生活。

也正是在那个地方,他和我的祖母养育了我的父亲阿尔多。

阿尔多从小就喜欢球。由于“运动员咖啡馆”是热福体育协会——本地足球队的“所在地”,我父亲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这个足球队。我不无自豪地认为: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好心的上帝赐给他作为出色运动员必备的一切特长:组织意识、防守者的机敏、进攻者的斗志,再加上一个绝技:任意球!……

我不需要对我父亲加以评说。他宁愿从事一项比较稳定的职业:温德尔——西德洛技术教学中心的数学教师。他和我母亲安娜结婚之后,建立了一个小家庭。我就出生在这个家庭里,比我姐姐玛尔丹小一岁八个月。那是1955年夏季的第一天。

据我的记忆——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这样说——我的一生与球结了缘。当然有些事我自己并不记得。可是,我父亲经常说,我两岁时,就跟在他这位有素养的业余足球运动员的后面跑来跑去。

在热福,我们在祖父的“运动员咖啡馆”附近弗朗谢·普雷街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搬到阿尼区圣·埃绪佩里街7号。那里是热福城的高处。我的父母打算建造一所大房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家庭日子过得很红火。我这时只有七岁,然而夺取“艾尔多拉多”的进取精神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对于象我这样一个要球不要命的孩子来说,这次搬家意义十分重大……当然,我也很后悔远离了“运动员咖啡馆”——远近只是相对而言,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远离了那排列整齐的酒瓶和著名足球队的队旗:皇家马德里队、科帕和比昂托尼的王国——兰斯队、贝利的巴西队等等。那时我已知道贝利……。不过这次搬家我也有所得:圣·埃绪佩里街是一条死胡同,我在那里很快地成了“小王子”……“足球王子”!我睁大惊奇的眼睛,很快发现可以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得到好处:一条死胡同,因此,除了住在街道两边的人家的汽车之外,很少有其他车辆经过。不要忘记,车库的那扇门!门一关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理想球门。在我的不可扑救的射门下,“球网”被绷得紧紧地!

就这样,圣·埃绪佩里街成了我的第一个足球场,我的第一个体育场。我的全部观众就是“场地”周围大为光火的邻居们!我们的邻居普罗图瓦一家住在街对面的 12号。他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当初射门的情景。丈夫罗伯尔似乎还很欣赏我那股恨不得把爸爸车库的木板门踢得稀巴烂的劲头。“门被打得咚咚直响”!他回顾说。他的妻子则好心地低声发着牢骚。她乞求上帝,但愿我只是瞄准车库的大门,而不要把球踢向别的地方!

每天下午四点半我放学归来,便开始那辛勤而又紧张的训练。我的网袋里总是装着好几个球,有塑料泡沫球,也有皮球。每天上午上学时,足球成了解除我们这些中学生烦恼的唯一的兴奋计。我肩背书包,手拿足球,每天沿着这条街上学去。

我的另外一个邻居叫德尔福·萨巴蒂尼,住在14号。他有时问我是不是睡觉时也抱着球!不过,对我来说,最幸运的事还是来自圣·埃绪佩里街10号。那里住着一个小家伙,衣着极其随便,但一见到踢球脚就会发痒。布拉加一家就住在那里。父亲是个守门员,有了他,我孤独一人流浪不定的训练结束了。我们两个小孩笨拙的、乱七八糟的“二重唱”也结束了。我们的训练开始转入带球和运球这些高难的技术了。

自此之后,我们这个一对一的队伍很快壮大了:克鲁德·凡斯皮纳尼、皮埃尔·图恩、赫尔威和伊夫·尚托尼、多米尼克·加托纳以及菲利浦·什瓦茨都来同我们汇合了。这些热情洋溢的娃娃们的样子,至今还历历在目。我还记得菲利浦,他是我们中间最矮最胖的一个,踢他一脚不过象一根稻草撩了他一下……。我还记得我们这个队当时学习踢球的情景,仍然看见我们之间总是在争论吵嚷。时至今日,我们那时的激清,我们最起码的欢乐,我们公平分享的激动以及配合一致的新鲜感,都常常出现在我的心间。这一切,在我的整个足球生涯中,在最有名气的球队的队旗下,在世界上最雄伟的体育场上,每时每刻都叫我回味无穷!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年以后,在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都会对抚慰我们童年的前所未有的纯真感情追思不已,对那深不可测的奥秘追思不已。对我来说,即使在海塞尔悲剧发生的时候,即使在法国队的希望破灭之际,甚至在外界的批评与命运的作弄压得我抬不起头来的时刻,不论何时何地,我总是追寻着我的童年,追寻着童年那最初的也是头等重要的情感。现在,在我离开赛场,挂靴辞别之际,我可以做一个值得肯定的总结:是的,米歇尔·普拉蒂尼,世界各地的一些评论家毫不犹豫地称之为“他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的普拉蒂尼,在自己整个的足球生涯中“站住了脚跟”。有什么窍门吗?有什么秘密吗?有什么绝招吗?我可以回答说:可能是因为我在任何时候都从未试图对至今还在我身上起着重要作用的童年时代加以管束吧!这童年,正是圣·埃绪佩里街头那个孩子的童年!

我10岁时,便是这帮头发蓬乱、身穿短裤的小鬼们的带头人,后来当上了法国队的队长,成为制定策略的人物。1982年和1986年我们两次差一点拿到了世界杯。

最初,我们把布拉加的房子当作我们的“更衣室”。这大概是因为:尽管我父亲看到我踢球、控制球时有一股狠劲而感到十分高兴,但他并不太希望看到10个孩子一齐涌到我们这个小家庭里来……不过,这没关系!布拉加夫妇都是好心人。他们的好客热情总是那样高。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使用他们的厨房及窗台。那里,时常放着一瓶水和一瓶红汞。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急救箱!踢球时,谁腿部受了伤就在那里包扎一下……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一条狭长的沥青路面上踢球的,两侧的石头便是球门!在那里,举行的“足球杯赛”并不亚于“世界杯赛”,并不亚于1958年法国队获得第三名的世界杯赛。这些“足球赛”对硬行铲球也规定了严格措施并得到了承认!

显而易见,虽然人应谦虚,但是我毕竟是我们这一帮孩子中“天资最高的”。我把最弱的队员搜罗到我的麾下,尽管如此,仍不防碍我们每场比赛都能获胜。

每逢下雨天,我们不得不拿非常好客的布拉加夫妇的客厅和走廊来当球场。即使在冬季,我们也不停止练球。一年四季就是以我们这种“星球大战”般的节奏度过的。

有一天,为了平息普罗图瓦大妈和洛朗齐尼大伯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我父亲和菲利浦的父亲一起跟我们踢了一场球,可谓一场荒诞的“争夺世界杯”的比赛!父亲在踢球时像发了疯一样。每次进攻,我都试图从他搭成“小桥”的两腿之间把球传出去。这个漂亮的技术动作,我多次都获得了成功。这使罗伯尔·普罗图瓦和德尔富·萨巴蒂尼看了十分开心。他们是我们这场吵吵嚷嚷的比赛的热心观众,同时也常常为我们捏着一把汗。

现在,我大言不惭地承认,当时我常常自称是“贝利”,是“球王”,而且我还经常用“米歇尔·贝利蒂尼”来签名,尤其是在菲利浦的母亲、玛丽·若的书本上用这个名字签名。

后来,有一天,爸爸重新穿上了他的运动员的衣装,主持热福体育协会的训练工作,最终地不再让我们在柏油马路上进行比赛了。是为邻居的玻璃窗担忧,还是为他的车库大门担忧?不,因为他始终认为我应当穿上钉鞋,到真正的场地上去踢球!正因为这样,在我11岁时,便在一个俱乐部里签订过我的第一份“合同”书。当然是我父亲的俱乐部。

说来非常惭愧,1966年至1967年这个赛季里,我出师不利,战绩平平。其主要原因是我的个子太小,大自然赋予我的身体条件不佳。人家以“小锉子”这个令人难堪的绰号来称呼我,我每次还都要答应。但是,这时我看到了匈牙利人拉兹洛·居巴拉同FC梅茨队的一场比赛。对他献给观众的精彩表演,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点不漏。他在一切情况下动作都很准确。这给了我信念,使我对足球更趋迷恋了。剩下的事就由我父亲来解决了。他亲自抓我的训练,对我要求极为严格。由于我坚持不懈地努力,耐心地、上千次地重复练习一个动作,渐渐地,我掌握了足球技术的基本要领。有时,我练球练上瘾了,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练,带球、传球、射门、头球动作,力求精益求精。

但是,由于我个头小,经常累得几乎病倒。以前,我还很小的时候,每逢假日,常常跟我母亲到“运动员咖啡馆”去。在那里,我母亲和祖母从早晨5点钟一直忙到夜间12点。我则踮起脚尖趴到桌子边上,好奇地看着大人们所做的一切。因此我很早就学会了玩纸牌(意大利的纸牌游戏)和“台式足球”游戏。可能我是想以次来表明我是个“大人”。我对那摆不脱的外号“锉子”感到很恼火,因为,用洛林的地方话来说,“锉子”就是“小矮子”的意思。

我每天光着膀子贴在厨房的墙边,要我母亲给我量身高。我心里很不服气,常常禁不住捣点鬼,把脚悄悄地踮起来。我觉得好不容易才长高了几厘米。我渴望长成和我的四个舅舅一样的大个子。他们四个人都是矫健的大小伙子,身高都远远超过1.80米。一个舅舅是足球运动员,另外三个都是篮球运动员。

我并不期望能奇迹般地长高,但我想到我必须用娴熟的技术来弥补自己的这一缺陷。我明白,不管身材矮小是暂时的,还是永远如此——如果我的身材真的如我痛苦地想象的那样——那么理想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发挥个头矮小的优势。

我有这样理想的父母亲真应当感激上帝。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我父亲是足球教练,母亲也是运动员。她在结婚前,篮球打得很出色。妈妈第一个惊奇地发现我在 3岁时就能用脚尖踢桔子或毛线球,小小年纪就常在厨房的桌子上画球门,然后又把棋子投进球门里。直到现在,她一讲起这些事情,还是津津乐道。她和我父亲都极有耐心,对我这个因为身材矮小担心将来当不了著名足球运动员的孩子总是循循善诱。

1969年5月我的痛苦算是达到了顶点。我在选拔最年轻的足球运动员的比赛中,在地区一级淘汰赛里取得了胜利,可是随后不久在科龙贝举行的全国性决赛中,却遭到惨败。可能是刮风的缘故。巧妙的理由!我没有习惯去寻找理由。我是最先承认自己弱点的——说起来可就好笑了——不过,那一次,风的确是我的主要敌人。因为当时狂风大作,我无法控制住球或很好地射门。作为一个小小的安慰,我乘游船观赏了塞纳河,另外还看到了埃菲尔铁塔!再加上观看了马赛奥林匹克队和波尔多队争夺法国杯的决赛。
然而,我毕竟输掉了我的第一次比赛。
4.抉择的时刻


自从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1966年9月1日我加入AS热福队以来。我的脆弱的身体条件,使我经常忧心忡忡,尤其是以后我达到最高水平,成了某些粗野的防守队员的打击对象时更是如此。我直到14岁时个子还很小,然而到20岁时,我的个子拔高到1.79米,体重达到72公斤。尽管这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某些评论家和杞人忧天的记者仍然认为我在技术上毫无疑问是个优秀运动员,可是体质上“太纤细”,“太脆弱”。
身体状态对一个运动员在心理上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强调这一点永不过分。特别是当这个运动员成为一个球队的策略家时更是如此。我的外号“锉子”不断地困扰着我,尽管多年来我已不再是矮个了……随着1982年我同尤文图斯队签订合同,面对意大利足球队的防守,我的体力更是受到了考验。因为,同南美式的防守一样,意大利足球的防守是世界上最“带野性”的。如果说我身上还残留着某些弱点的话,那么,正是在跟这些难以对付的、“筑混凝土式”的防守队员的接触中,我锤炼了自己。但是,直到最后,我还是被人当作“锉子”,医生也判定我不能适应激烈的足球对抗。这种屈辱如同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一样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我无数次听到过这样的话:“普拉蒂尼是以技术来弥补他身体缺陷的……”我知道我的身体有缺陷,它有时给我造成了本来不至于那样严重的创伤。早在1972年夏季,我同AS南锡-洛林队一起进入法国足球锦标赛时,就发现我的踝骨比其他大多数运动员的踝骨都要僵硬。如果说,我的传球和射门非常准确的话,那完全是因为我既用脚也用了胯骨的力量,这样才牢牢地控制着球。1978年8月在圣太田时,要是我的韧带组织更富有弹性,我的踝骨就不会三处骨折,而仅仅只会脱臼!

当时,我对这一点还没有能力进行仔细的分析,但我预感到我的身体条件在将来是会有问题的。

这时,在卢森堡广播电视公司的电视节目中,我看到约翰·克鲁伊夫的阿姆斯特丹阿贾克斯队捧走了欧洲冠军俱乐部杯。在这之前一年,1971年5月,荷兰人便以2比0战胜过倒霉的雅典帕纳蒂奈科队,同时,克鲁伊夫、奈斯康、朗尚布利克、米朗和其他队友又大胜国际米兰队。国际米兰队的后卫防线在对方猛烈攻击下溃不成军。意大利的守门员被对方攻入两个球,丢了面子。2比0,非常干脆!比赛场上米兰队后卫不断地对克鲁伊夫的膝盖进行钉耙式的“铲球”,克鲁伊夫为了躲闪这种“打击”不得不象山羊一样地跳来跳去。这种场面深深地吸引了我。赫赫有名的克鲁伊夫身体也很脆弱,他的他的同伴们都矮,表面看来,他身材单薄,极度纤细,“一碰就碎”。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一年之后第三次夺得桂冠,以1比0刷掉了尤文图斯队。最后,1974年在德国举行的世界杯赛期间,荷兰国家队在决赛中以微弱的比分输给了联邦德国队。著名的克鲁伊夫理所当然是荷兰国家队的核心人物。尽管四年前,号称魔术师的贝利和颇具魔力的巴西球员在墨西哥给人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但是,很少有一个球队和它的队长,能像荷兰队这样,在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中,给其他参加角逐的球队上了一堂如此精彩的足球课。

克鲁伊夫在身体条件方面并不好,然而在球艺上毫无疑问是个奇才。也许是,他的榜样使我在某种程度上坚定了立志于足球事业的决心,而面对那些看来仅仅是表面的现象不至转向。

因此,尽管我由于“呼吸功能太弱”在梅茨的体检中被淘汰了,可是我还是来到了AS南锡-洛林队。当时的目的是留在离家较近的地方。

我的家庭在我的生活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我的父母亲既是我最热情的支持者,又是我最严厉的批评者。多亏了父亲,我才有今天的成就。假如我父母不帮助我,假如他们拉我的后腿,或者阻挡我走自己的道路,那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尽管他们知道在大约200万持有证书的足球运动员中,仅仅只有500 人能进入职业运动员的行列,能够以足球为生,但是他们仍然消除了种种忧虑,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我。我父亲说过,他之所以作出让步,是因为他预感到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有可能获得成功。我15岁时,地区俱乐部就对我很感兴趣。这使他在思想上更加确信我有能力闯出自己的道路。“像米歇尔那样有才干的男孩子,一代人中只有一个。”最近他还公开这样说,几乎使我感到脸红。我15岁时就已经是个少年运动员,此后又是AS热福队中的“小青年”。这是千真万确的。爸爸决心让我朝自己喜爱的方向去努力:在公众面前踢球。不久以后,他深信我很有灵感,决定让我中断高二的学习,把全部时间用在足球上。
不过,尽管父母在家中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生活得舒服一些,但他们并不向我姐姐玛尔丹和我灌输疯狂追求荣誉的欲念。他们不是那类人。他们从不给我们零用钱。这一点也说明,我们很少受到溺爱。不管是吃的、穿的或是用的,都不允许浪费。我受到的教育是理想的。这种教育的基础主要是对爱、对生活、对信仰等各种事物都有正确的价值观念。

我的父母致力于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发展前途。他们抚育我们,把幸福看做是主要财富。因此,我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很平衡和谐,因此有事业心,有责任感,厌恶吸毒和一切危害健康的代用毒品。可是,今天却有许多青年人被迫用吸毒来代替接受良好的教育。我的“可卡因”,我的“毒品”,始终是大自然和各种体育运动。对一个足球运动员来说,过量的体育运动对个人并没有什么损害。一个小小的圆球,一个奶油草莓馅饼,外加一瓶汽水就够了!

我所以能够这样谈论吸毒问题,是因为我有幸出生在一个理想的家庭里,有幸与毒品不沾边。这一切都归功于我父母亲的胆识。他们甘冒风险不让我走一般市民成功的道路——一条现成的、平平安安的路。他们适时地放弃了一些“准则”,让我离开了我所说的那种“直路”,让我在南锡从事职业球员的生涯。当然,这种决定是我们共同做出的。事后,我父母可能也意识到从事这种职业的危险性,但他们从不让我半途而废。即使在14年之后的1986年5月,我同尤文图斯队签订的合同期满时,我父亲仍然站在我一边,给我提了一些恰如其分的建议:“跟他们签订延长一年的合同,你不能在31岁时就改变你的足球运动员的生活。那些人待你不错。你是穿着很高级的运动衫参加比赛的。再签一年的合同吧。然后,再看情况……”。当然,我照他说的做了。我从不后悔听从他那深思熟虑的建议。我爱你,这理想的家庭!……

至于我的母亲,让我怎么说好呢,她的角色,不,她的职责是我的第一个热情的支持者。我的父亲借凭自己的丰富经验,对我看得很准。当时我还是个小毛孩,竟用 “贝利蒂尼”来签名。在我的心目中,克鲁伊夫是足球运动员完美的理想楷模。妈妈自从赞成我从事职业足球以后,便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坚持不懈地支持我。在我长达15年的职业足球生涯中,她没有错过我任何一场重要比赛——不管比赛是在南锡、圣太田,还是在尤文图斯队本部或者是同蓝衣球队一块出征。每逢我参加世界杯赛,她每场必到:1978年在阿根廷,1982年在西班牙,1986年在墨西哥……

许多观众和我的朋友们都可能注意到了这一点:只要我参加比赛,我母亲总是在看台上。这是多么神圣的场面啊!有人告诉我,我母亲经常冲着裁判大喊大叫和打手势。有一天,我在萨尔格明举行比赛,母亲陪同父亲和AS热福队的队员一块来观战,她差一点被人扔进河里。从此以后,只要母亲来看我的比赛,我都佯作不认识她和她的朋友帕妮夫人。帕妮夫人和我母亲一样热情奔放,说起话来滔滔不绝。1986年6月,法国队跟加拿大队比赛时,在阿兹特克体育场里,《法兰西晚报》的记者伊万·萨姆埃尔同我父母亲坐在同一排看台上。据他说,我妈妈当时用自己家乡最难听的话辱骂那个倒霉的裁判。她使用的词句非常粗鲁,我不能写在这里。只有科吕什(法国著名滑稽演员,表演中常用土语——译者注)的崇拜者们才知道这句我不能写出来的话。当然,我父亲常常用各种办法不让她大声嚷嚷:“安娜,小声点,别说话。”他的激动情绪只是埋藏在心里。他说话总是慢吞吞的,声音很低,像是在道白。他很少说骂人的话。萨姆埃尔说,就在这场法国队对加拿大队的比赛中,由于帕班误失了一个关键性的球,爸爸竟大声地一连说了三个“**的”。然而,这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是罕见的。一般情况下,他都是用无精打采的声调来请求,来乞求,致使坐在他前面的观众常常回过头来看着他。

“米歇尔,射门,快,射门!”而我母亲呢,她的谩骂总是针对裁判,而且不停地骂。

这样的“坚定性”也许是无可非议的。有一次,当对方向罗什托凶猛地扑过来的时候,她竟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冲着裁判大声喊叫:“快掏你的黄牌!”与此同时,我父亲却低下头,脸色阴沉,低声地咕哝着:“对罗什托的这种进攻真是太惨了!……但是裁判应当主宰比赛……”妈妈认为爸爸不应当对一切都这样忍气吞声。“像这样的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你会吃惊地发现他都坚持不住了,肚子都气疼了!”

5.蓝衣球队的新兵

南锡记录了我在洛林踢球7年的历史。我要是也当了会计师,可以做以下的数字总结:这期间我参加锦标赛181场,进球98个;27场足球杯赛,进球24 个;18场法国国家队选拔赛,进球9个。此外,清明廉洁的档案员还可在这个已经排满的荣誉表上再加上希望、军事和业余的三色旗球队临时队员(1976年在蒙特利尔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南锡是我起步、成长和成功的历史见证。

正如歌曲中所唱的那样,这首先是对我表示欢迎的这个城市的历史!热福离南锡75公里,同“皇后城”南锡相比,它并不完全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小城。首先,它是普拉蒂尼一家的立足点。热福把一个皮埃蒙特的小家庭,经三代人之后,变成了为自己的年轻一代感到自豪的洛林支脉,而对它所接纳的外来人予以确认的则是南锡。今天,南锡还在继续让他们在这里扎下深根。

我爱南锡。

经过1973年春季的初步摸索之后,我第一个真正的运动季节充满了灰色的回忆。人们经常忘记这一事实,因为它与我后来的足球生涯不相符合。但是,我在开始时的确遭到过许多失败。1973年至1974年,罗丹多次召我参加甲级队。我已满18岁了,可是我的居民身份依然是孩子(直到1974年,成年年龄才从 21岁降为18岁)。因此,对我的俱乐部和足球联合会来说,我还是个小娃娃。

但是我是个幸运的小娃娃,不止一次地在成年人的行列中站住了脚跟!
是的,可是……

那一年,我只踢进了两个球。21场比赛,只进两个球,这在战绩表上显得太少了。而法国杯的三场比赛也没有使我的“名片”发生新的变化。

而且,还有更为糟糕的事情。不仅我自己默默无闻,就连我的同伴们也不怎么样。结果是:我们球队在防守方面像捅漏了的鱼网一样。38场比赛中被对手攻入67 个球!而我们的进攻都总是放空炮,整个赛季,仅仅踢进51个球。最后的结果:南锡-洛林队在同一级球队中排在末尾。年终,比赛的帷幕落下的时候,我们这个球队失去了自己的地位,重新降为乙级队。一幕小小的悲剧!

对急于想实现自己梦想的克鲁德·居尼来说,这甚至是一个大悲剧。俱乐部司库手中的预算花光了,增加收入的希望破灭了,因此盈利的希望破灭了,因此吸引投资的希望破灭了,因此招收新队员的希望也破灭了,因此实现雄心大志的希望破灭了,依此类推,因此……等等。

新浪潮的南锡队降级了……

渴望成为职业球员的普拉蒂尼也降级了……

爸爸差一点把我重新送回“兄弟会”里,让我去重新听两个神父的算术课程。

虽然我们这些天真的年轻人给南锡队丢了脸,但是南锡却毫不气馁,从中挖掘着自己的有生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我们这个队的平均年龄是22岁。居伯洛打防守,克利斯蒂安·多纳踢中场,马蒂尼和德·卡罗负责进攻,依靠这支团结一致和互相爱护的球队,南锡树立了自己传奇式的名声。这传奇不是神话意义上的传奇,而是要创立惊天动地之业绩的传奇。因为,但是这支球队只能到圣地埃、贝藏松、肖蒙、阿格诺、埃皮纳尔等二类地区的场地上进行比赛,只能到阿登省或孚日省的场地上去比赛,总之,只能到甲级队的“落榜者”应当去艰苦奋斗的一切地方去比赛。在此境遇下,这支球队必须齐心协力,锤炼自己。

我说的这些话并不尖刻。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被命运剥夺得一干二净的最优秀的运动员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们必须同比他们还要一无所有的人进行较量。

总之,就象当时丙级队之间必须进行的循环赛那样,乙级队的比赛稍微有些生气。不过,这种气息也仅仅能“点燃”想升为乙级队的人的热情,仅仅能引起几点钉鞋碰钉鞋的火星!

说来也怪,这次降级却使我们受益匪浅。对我自己来说更是如此。在那“刺客”密布的赛场上,我经过锻炼,躲闪技术和控制球的技术已臻完善,令对方难以防范。我也进一步学会了保护自己,使对方不得小看我,同时又不威胁对方。我还学会了捉摸裁判作出的决定,学会了被人摔倒在场地上时,去思考这些伎俩是怎样和为什么而发生的。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进球到总分,南锡队重新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令人刮目相看,从而,取得了通向新生的通行证。

南锡队超越了同组的其他球队,很快度过了职业足球的炼狱,真正向优秀球队的行列挺进了。

那一年,每一场“赎名声”的比赛我都尽力争夺。33场比赛,进攻都十分奏效,一共攻进17个球。我的薪水也因此大有提高。在法国杯的五场比赛中,我又踢进8个球。
南锡-洛林队起飞了。普拉蒂尼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赛场上,他已一半是组织者,一半是射门手了!

在球队集体起飞的同时,我潜心设计着我的秘密武器——射任意球的艺术和方法。

当时,这是一种人们还没有充分利用的武器。然而,由于犯规,裁判在离球门约20米的地方吹了多少次罚球口哨啊!因为,防守队员在阻止对手通往自己球门的道路上,通常使用的最后一招是犯规。

我不想平论这些裁判们。他们对判罚点球过于小心谨慎,往往对在罚球区边缘上的犯规给以轻判,将它们判成十六米区的任意球

我作为真正的行家,注意到一些球队恰恰过于缺少这种本领。它们往往缺少防备。我从电视上也看到裁判们在很多场合下,但判罚点球可能有争议时,便作出妥协。这种倾向日益严重。

任意球不论其位置多么好,绝不能代替罚点球。由于犯规日益增多,罚任意球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好哇,那就让我们善于使用这个武器来代替罚点球吧。

这一次,帮助我专门练习这一微妙技术的,又是我的父亲阿尔多。

显然,罚任意球的难点(理论上)是对方的防线。这道防线筑在离球门9米处,成为一堵名符其实的人墙,实际上,也是一堵围墙!

以一般情况而言,一个标准防守队员身高都在一米八〇左右,而球门的横梁离地面仅2.1米。因此,必须找到一个方法使球能绕过人墙,让它从人墙和横梁的中间打进去,同时还要尽量迷惑对方守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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