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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书刊杂志收藏---球迷徐克博客

清风徐来 克己待人

 
 
 

日志

 
 
关于我

我是一个球迷,酷爱收集足球书刊杂志画册等,喜欢巴乔、马拉多纳、荷兰三剑客、AC米兰、曼联、巴萨、意大利、德国队。也是一个军事迷,经常浏览军事网站,作一个忧国忧民的愤青。爱和朋友喝啤酒。球踢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一天,我在操场踢球时,有一个大连小伙走过来,说我踢的很好,我们一谈才知,他是-----大连队90年代初的中场核心王军----家邻居!请各地的球迷朋友和我联系互通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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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蒂尼自传:《我的足球生涯》---2.  

2013-09-27 12:36:32|  分类: 球星自传传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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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蒂尼自传:《我的足球生涯》-2. - xuke1129 - 足球书刊杂志收藏---球迷徐克博客
 
南锡是我起步、成长和成功的历史见证。

         正如歌曲中所唱的那样,这首先是对我表示欢迎的这个城市的历史!热福离南锡75公里,同“皇后城”南锡相比,它并不完全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小城。首先,它是普拉蒂尼一家的立足点。热福把一个皮埃蒙特的小家庭,经三代人之后,变成了为自己的年轻一代感到自豪的洛林支脉,而对它所接纳的外来人予以确认的则是南锡。今天,南锡还在继续让他们在这里扎下深根。

我爱南锡。

经过1973年春季的初步摸索之后,我第一个真正的运动季节充满了灰色的回忆。人们经常忘记这一事实,因为它与我后来的足球生涯不相符合。但是,我在开始时的确遭到过许多失败。1973年至1974年,罗丹多次召我参加甲级队。我已满18岁了,可是我的居民身份依然是孩子(直到1974年,成年年龄才从 21岁降为18岁)。因此,对我的俱乐部和足球联合会来说,我还是个小娃娃。

但是我是个幸运的小娃娃,不止一次地在成年人的行列中站住了脚跟!
是的,可是……

那一年,我只踢进了两个球。21场比赛,只进两个球,这在战绩表上显得太少了。而法国杯的三场比赛也没有使我的“名片”发生新的变化。

而且,还有更为糟糕的事情。不仅我自己默默无闻,就连我的同伴们也不怎么样。结果是:我们球队在防守方面像捅漏了的鱼网一样。38场比赛中被对手攻入67 个球!而我们的进攻都总是放空炮,整个赛季,仅仅踢进51个球。最后的结果:南锡-洛林队在同一级球队中排在末尾。年终,比赛的帷幕落下的时候,我们这个球队失去了自己的地位,重新降为乙级队。一幕小小的悲剧!

对急于想实现自己梦想的克鲁德·居尼来说,这甚至是一个大悲剧。俱乐部司库手中的预算花光了,增加收入的希望破灭了,因此盈利的希望破灭了,因此吸引投资的希望破灭了,因此招收新队员的希望也破灭了,因此实现雄心大志的希望破灭了,依此类推,因此……等等。

新浪潮的南锡队降级了……

渴望成为职业球员的普拉蒂尼也降级了……

爸爸差一点把我重新送回“兄弟会”里,让我去重新听两个神父的算术课程。

虽然我们这些天真的年轻人给南锡队丢了脸,但是南锡却毫不气馁,从中挖掘着自己的有生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我们这个队的平均年龄是22岁。居伯洛打防守,克利斯蒂安·多纳踢中场,马蒂尼和德·卡罗负责进攻,依靠这支团结一致和互相爱护的球队,南锡树立了自己传奇式的名声。这传奇不是神话意义上的传奇,而是要创立惊天动地之业绩的传奇。因为,但是这支球队只能到圣地埃、贝藏松、肖蒙、阿格诺、埃皮纳尔等二类地区的场地上进行比赛,只能到阿登省或孚日省的场地上去比赛,总之,只能到甲级队的“落榜者”应当去艰苦奋斗的一切地方去比赛。在此境遇下,这支球队必须齐心协力,锤炼自己。

我说的这些话并不尖刻。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被命运剥夺得一干二净的最优秀的运动员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们必须同比他们还要一无所有的人进行较量。

总之,就象当时丙级队之间必须进行的循环赛那样,乙级队的比赛稍微有些生气。不过,这种气息也仅仅能“点燃”想升为乙级队的人的热情,仅仅能引起几点钉鞋碰钉鞋的火星!

说来也怪,这次降级却使我们受益匪浅。对我自己来说更是如此。在那“刺客”密布的赛场上,我经过锻炼,躲闪技术和控制球的技术已臻完善,令对方难以防范。我也进一步学会了保护自己,使对方不得小看我,同时又不威胁对方。我还学会了捉摸裁判作出的决定,学会了被人摔倒在场地上时,去思考这些伎俩是怎样和为什么而发生的。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进球到总分,南锡队重新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令人刮目相看,从而,取得了通向新生的通行证。

南锡队超越了同组的其他球队,很快度过了职业足球的炼狱,真正向优秀球队的行列挺进了。

那一年,每一场“赎名声”的比赛我都尽力争夺。33场比赛,进攻都十分奏效,一共攻进17个球。我的薪水也因此大有提高。在法国杯的五场比赛中,我又踢进8个球。
南锡-洛林队起飞了。普拉蒂尼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赛场上,他已一半是组织者,一半是射门手了!

在球队集体起飞的同时,我潜心设计着我的秘密武器——射任意球的艺术和方法。

当时,这是一种人们还没有充分利用的武器。然而,由于犯规,裁判在离球门约20米的地方吹了多少次罚球口哨啊!因为,防守队员在阻止对手通往自己球门的道路上,通常使用的最后一招是犯规。

我不想平论这些裁判们。他们对判罚点球过于小心谨慎,往往对在罚球区边缘上的犯规给以轻判,将它们判成十六米区的任意球

我作为真正的行家,注意到一些球队恰恰过于缺少这种本领。它们往往缺少防备。我从电视上也看到裁判们在很多场合下,但判罚点球可能有争议时,便作出妥协。这种倾向日益严重。

任意球不论其位置多么好,绝不能代替罚点球。由于犯规日益增多,罚任意球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好哇,那就让我们善于使用这个武器来代替罚点球吧。

这一次,帮助我专门练习这一微妙技术的,又是我的父亲阿尔多。

显然,罚任意球的难点(理论上)是对方的防线。这道防线筑在离球门9米处,成为一堵名符其实的人墙,实际上,也是一堵围墙!

以一般情况而言,一个标准防守队员身高都在一米八〇左右,而球门的横梁离地面仅2.1米。因此,必须找到一个方法使球能绕过人墙,让它从人墙和横梁的中间打进去,同时还要尽量迷惑对方守门员。
这是一种“三重赌注”。

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坚持不懈地反复练习。在进行训练时,想调动五六个队员,让他们像木偶似的站在那里,是不现实的。尤其是任意球射出去都很猛烈,把球猛烈地踢到站在人墙里的任何一个队员身上都可能是很危险的。因为在比赛中,某个队员被任意球击中受伤而退出场外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为此,居尼别出心裁地想了一个办法。在离任意球的罚球点9.15米的地方(按规则规定的距离)排列六个人体模型,每个模型高1.82米。这些停止不动的“机器人”卫士们筑成了一道篱笆。在它后面的球门里,则是我不可缺少的老搭档——守门员让·米歇尔·姆蒂埃。

在每天两次的训练中,有时在训练结束之后,我站在离姆蒂埃25米远的地方,从各个角度朝着他射出50来个又急又转的球。这些球紧贴着人体模型的头顶或侧面飞向大门。

如果说,这种训练不会使“打不垮”的“姆姆特”感到厌烦,那时瞎话。但是,我们相互挑战,拼着一股子劲,对这种训练的兴趣一直很高。

练习时,我经常向他宣告说:“瞧着,这个球,我要正中你的右上角。”

于是,“姆姆特”在右上角扑住了球……

有时也有踢不中的。于是我们就到我们喜爱的意大利馅饼店“卡普利”那里“捞回来”:喝一瓶格林纳达果汁汽水。输者请客。

正因为如此,我的任意球之所以能那么多次攻破对手的大门,实在应该感谢姆蒂埃!
我没有做过详细的分析,但是南锡队、圣太田队、尤文图斯队和法国队都沾了这方面的光。这是我和让·米歇尔同甘共苦,共同奋斗,额外增加训练而得来的。

自从我们重新成为优秀队以来,我命中了很多的球。31场锦标赛,我一人便攻入了22个球。在1975年至1976年的四场法国杯赛中,我进了5个球。这一年我签订我的第一份真正的合同。当时的薪水是每月六千法郎。

1976年……是“绿衣球队”在格拉斯哥参加欧洲杯决赛的一年,也是我以“法国队员”的名义参赛的第一个盛大的赛季。AS南锡-洛林队名列第四,荣誉榜上有了一席之地,进入了超级队的行列。这一年,我结识了克利斯戴尔。

1976年是我服兵役的一年。我在儒万维尔兵营中服役。那是一个有优秀运动员组成的著名部队。真是太好啦,跟在突击队与别动队里服役一点不同。一年的时间里,我一共只站过四次岗。头戴轻便钢盔,荷枪实弹。最长的一次值勤还是一次礼仪性值勤,长达24小时。我们的任务是看守奥林匹克队放帆布船的库房。我只参加过一次正规步伐的操练,而且还是在军营的院子里进行的。

实际上,我不像个新兵,倒像一个未来的足球运动员。我到部队来过士兵生活,更像是为了参加国际军事比赛而进行训练。另外,每个星期(有时是每隔一周),只要AS南锡-洛林队有事叫我,连长都一次又一次地准我的假。七天中我有三天不在军营里。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的伙伴多米尼克、弗齐尔、阿兰·伯尔纳和普鲁齐尼也是这样。

弗齐尔的父母是做糕点的。他们常常塞给我们许多点心,但在我们的“头头”吉·布利埃不好讲价钱的态度面前,我们不得不把点心扔掉。他是一个很有指挥才能的士官,善于对部队进行体格训练。

不过,布利埃后来是圣太田队的教练之一。服役一结束,他就把军人生活抛到了脑后。
他酷爱足球,因此他同我们十分亲近。同他在一起,我们总是说:“是,头头!”“好,头头!”可是服役结束之后,我们之间便是以“你”,“你”相称了。

就是在他那里,我迎来了振兴起来的法国足球的美好时光。

为圣太田队和拜仁慕尼黑队争夺欧洲杯的决赛,布利埃在他的餐厅里请客。

来人中当然有弗齐尔,鲁耶,也有“团”“班”里的其他伙伴,如朗皮永兄弟,博西斯,热姆利施,佩科,奥马·萨若恩和我。我们挤进布利埃的房间,大家都带着自己的牛排。我们这一帮子在一起像一个小小的突击队,无拘无束,不过心中也为即将开始的大战而焦虑。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当时“最大希望”和“最大失望”的时光。

15天之后,我们就“退伍”了。6月1日,服兵役的生活结束了。鲁耶同我一样,也变成了自由人。他先在肖蒙体停留了一段时间,学习一些职业足球方面的知识,然后准备回到南锡去。我们立正向吉·布利埃告别,身上却穿上了度假时穿的牛仔裤!

不过,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尽到我们作为足球运动员应尽的义务。作为对这一义务的履行吧,我们在罗马尼亚成功地取得了进军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资格,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尽管其间遭到过短暂的失败(1比0)。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必须为已取得的这个资格锦上添花。目标:魁北克。首先,我比过去在梅茨进行体检时情况要好一些。那次体检对我来说是不幸的,现在我学会了呼吸……这时我说服动员姆蒂埃和鲁耶去度假。就在电视台转播捷克与德国争夺欧洲国家杯锦标赛的决赛结束之后,我们在半夜三更一齐“逃往”威尼斯。我开的是我的“R5”牌汽车,鲁耶则开着自己的“R5”汽车……都是性能良好的车子!威尼斯的船夫们眼见两颗“流星”沿着同一路线朝他们飞来,真时少见!

可惜,“姆姆特”不属于参加奥林匹克比赛的队员。参赛的守门员是戛纳队的拉利约,队里有一些出色的运动员:南特队的佩科、阿米斯和巴龙谢利,还有尼斯队的桑伯利,奥塞尔的沙埃尔,法国队未来的后卫,梅茨队的巴蒂斯东,马赛的让·费尔南德斯,真正的业余足球运动员鲍蒂埃和夏佐特,南锡方面有鲁耶、吕比奥和我。我们都是青年人,都是伙伴,大家的思想也差不多。在我整个的足球生涯中,我始终怀念着这种令人喜悦的出于自然和自发的足球风格。

也正是在这时,我才懂得了人们赋予那百年格言——“奥林匹克精神”的全部含意。虽然竞争与拼搏十分激烈,我却相信这种精神。在魁北克,我们真正地受到了最高规格的热烈欢迎。只要我们穿上印着“雄鸡”和“法国”缩写字母的运动衫,人们便向我们微笑。商人们和饭馆老板都争先恐后地请我们吃饭。7月14日,魁北克人给我们送来了许多的礼物,再三地祝愿我们取得成功。

这是法国足球队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比赛。

我们先后击败了以色列队、墨西哥队和危地马拉队。
四分之一决赛来到了。比赛名单上是一支劲敌——东德队。它是一支国家业余足球队,也就是说是一支伪装的职业足球队,实际上是最受欢迎的球队之一。因为,两年前在世界杯大赛中,东德队战胜了贝肯鲍尔的西德队,一时引起了轰动。

比赛的裁判是意大利的米什洛蒂(在圣太田队同印多文比赛时他也担任裁判)。他好像是个“不会被收买”的人。但队员们摆好架式准备全队合影时,他站在几步远的地方,脸上挂着一付轻蔑的样子。很显然,他的心绪不佳。

比赛进行到20分钟时,他一声吹哨让我们停下来,我们还未来得及说什么,他便判罚我们点球!当然,让·费尔南德斯是犯规了(他使用勾脚),应当罚球。但是米什洛蒂并不满足于在罚球区罚球,他扮演着喜剧中法官的角色,把手伸进口袋里,准备举起意味着最严厉惩罚的红牌。这时,帕科·吕比奥灵机一动,突然跳到裁判的背后,用手指轻轻一夹,从他手中抢走了能判处“死刑”的红牌。场上观众一片笑声。米什洛蒂因遭到反对,气得眼睛跟掉在地上的红牌一样血红。费尔南德斯被罚下场,吕比奥被罚下场!我打定主意再一次奚落奚落他,跑到他面前大喊大叫,装出为他鼓掌的样子挑逗他:他一伸手,又是一个黄牌警告!

这次警告激起了对他的一片嘘声。在以后70分钟的比赛中,我们9个人对11个人,被对方攻入四个球,而没有能回敬一个球。

这次挫折令人难忘,法国队就是在这种局面下离开奥林匹克村的。我们喜欢同这个村的二千名“季节工人”来往。我们经常去拜访各方面的著名冠军:田径运动员、柔道运动员、体操运动员,例如,纳蒂娅·科马内奇,当然还有吉·德吕。罗伯尔·夏勒布瓦还来这里演唱过。最离奇的还数那里的“交易场所”,一切都可随时以物换物,最后便成了一个超级旧货市场。我主要奔着纪念章去的,但带回来的却是两件极其漂亮的运动衫,一件是法国队一个田径队员的,另一件是一个美国手球员的,上面还印着三个富有魔力的字母“USA”。我在很多场合都穿着这件运动衫。从那时记者给我拍的照片上看,我几乎总是穿着它。

在这之前,我结识了蒂埃里·罗朗。他当时是著名的电视评论员,经常跟踪我,甚至一直跟踪到快餐馆里。因为当时我们总是钻快餐馆。同蒂埃里在一块,我们感到我们在这个职业的发展中又越过了额外的一级。

在这之前,只有托尼·阿色纳跟随我们。他是《队报》的记者,提前退了休。他是一位从阿尔及利亚归国的法国人。曾在阿尔及尔电台有一段光荣的历史,是个好人,但是评论起来却很严厉。他十分热爱“他的业余人员”,然而他的牙齿和笔杆总是不留情面的。

蒂埃里则与他不同。他酷爱足球,优秀的运动员都是他的朋友。但他进行评论时,能把几百万观众争取过来支持我们。他同观众讲话时非常简练,亲切,就像在家里饭桌边或同伴们在咖啡馆里谈话一样。他把观众变成我们的支持者,甚至变为我们的同伙。

不久,我有机会认识了蒂埃里,我们之间的友谊很深。

直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直到进军蒙特利尔时,蒂埃里经常跟着我,这加快了我学会使用麦克风。对我来说,他没有变,还是蒂埃里·罗朗:响亮的声音,响亮的名字。我并不是真正的胆怯,但是我很难想象能在电视上回答他的问题,因为,在一般的张榜名单上我的名字还不在榜首。

然而在这之前,我已经经历了“蓝衣球队”的洗礼。

那是法国队在罗马尼亚取得进军奥林匹克运动会资格赛结束之后的第三天。

那天晚上,法国队在巴黎迎战捷克队,由斯特凡·科瓦克的副手——称职的副手,米歇尔·伊达尔戈担任指导。队长是亨利·米歇尔,我则是“蓝衣球队”中的新兵,罗伯尔·潘特纳也是如此。他在南锡同我会合之前一直在索肖踢球。

此外,队员中还有南特队的后卫马克斯·博西斯以及该队的10号朗皮永。

我从住地那里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当我到达集和地点时,圣·日耳曼·拉耶那家高级饭店——“森林公园”里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甚至连一个落在最后的记者也看不见。大家正在吃饭。我把手提包放在接待处,然后去找球队的人,由于走错了门,因此不得不从餐厅里穿过去。餐厅里就餐的人都由衣着华丽的女伴陪同着。看到我,他们一齐抬起头来瞧着,手里举着刀叉,上下打量着我,纷纷猜测我属于哪一个桌子,但是却叫不出这位姗姗来迟的冒失鬼的名字。

在“蓝衣球队”就座的那个角落里也是同一幅景象,不过女伴要少一些。我是新来乍到的,对自己晚到感到不好意思,结结巴巴地道歉几句,绕着椅子,同每一个人握手。除我过去在服役连队的军人和以前预选出的少年运动员,如罗什托或阿米斯之外,其他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最后,一个人叫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就是巴特奈伊,圣太田队的强人。真是太巧了,因为我非常敬重他。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很快成为好朋友……

过了一会儿,有人领我们到各自的房间里去。我同亨利·米歇尔住一个房间。即使我们经历和知名度不同,即使我们没有多少共同的语言,但是让一个老手和一个新手住在一起倒是一个顶好的主意……

然而,在训练场上我们两个人很快互相了解了。

我是8号,与亨利(6号)和吉尔·朗皮永(10号)一起共同打中场。朗皮永是亨利在FC南特队的队友。

大家都知道下面的事情:比赛过程中我们得到一个罚任意球的机会。一般来说,本应当让亨利来罚这个球,因为他比我有经验。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搞的,也许是一时的冲动吧,竟不慌不忙地走近球,不假思索地低声对亨利说:“把球给我,我把它踢入网底!”他退让下去,我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两万名观众欣喜若狂。

这一单纯的冒失行动使我崭露头角,名声大振。以后我同亨利·米歇尔再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但是,他当时因此而耷拉着脑袋……

实际上,我当时已经起飞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和部队服役的那一年,也就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的那一年中,我一共参加了80场比赛。由于这一长足进步,我接连在南锡队(1977年进25个球)和选拔赛(8场进4个球)中获得成功。

AS南锡-洛林队的黄金季节终于来到了。
法国队取得参加阿根廷世界杯大赛资格的黄金季节也来到了。
这是12年来法国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赛。
我们来看一看事实吧。


在南锡队,本届锦标赛开赛时,中锋是洛兰·鲍古。他是非洲人,头脑清醒,身材高大,奔跑迅速,气势逼人,对对方防守压力很大,加上他进攻意识、球位意识都很强,弹跳能力远远超过一般的人,而且技术精湛,不愧是一个射门手!

可惜,鲍古受伤了。

有一天,安托万·罗丹把我叫到他面前,眼睛盯着我,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你有雄心大志,要当队里的灵魂。你也有这方面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鲍古不能上场了,你要丢掉你踢10号的思想。你要踢中锋的位置:踢9号。”

我听了有点张口结舌。可是,罗丹紧接着又说:“米歇尔,你在这个位置上要想办法拖住对方一个或两个后卫队员,缠住他们,打乱对方的防守。让其他队员能利用这个机会……”

不光是他们可以利用我在进攻线上来回跑动和换位,当时我的腰部还缺少点功夫,由此我也学会了使用腰部,以便把紧盯着我的对手甩掉。这样,我便在跑动时能准确地打门。这样射门不仅猛,而且“刁钻”。一个表面看来是随随便便踢出去的球会突然转变方向,从守门员的肚子下面滚进网内,使守门员完全不知所措。36场比赛中,我命中18个球,平均每两场比赛进一个球。在法国锦标赛中成绩还要好些(9场比赛中8个球)。
不言而喻,法国杯的第九场比赛踢得十分精彩。

南锡-洛林队成立11年来,一直在市中心的一间不引人注目的办公室里默默无闻。现在它已跻身于“王子公园”足球场的神圣的绿茵地上!

南锡队进入决赛了!

我似乎又隐约地看到我刚刚参加足球赛的那一天,看到那支怀着炽热的心,一齐奔向马塞尔·比科体育场观看比赛的群众队伍:有一万名观众目击了我们对尼姆队的第一个胜利。现在,则是两万名观众向巴黎奔来!
6.胜利之歌——《马赛曲》

我的原籍是意大利,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移民,因此我没有资格就移民问题提供什么信息。

我比任何人都更为注重接纳我全家的这个国家的荣誉。遵照我祖父的意志,我们是法国人。这国籍是用汗水换来的,就像其他人的法国国籍是用鲜血换来的一样。然后,代代相传下来,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即使我在都灵尤文图斯度过的五年中,我7岁的女儿玛丽在学校的“第一语言”是通用的意大利语,可是她在家里仍然是用流利的法语说话。

以前,无论是在军营迈起正步的时候,还是检阅场的升旗仪式中,我都未曾体验到法国在我心中荡起的激清。

不,法国在我心中!每当法国队全体队员挺胸立正聆听法国国歌的时刻,我就感到她在我心灵最深处,在我们乘坐协和式飞机以两倍的音速飞往阿根廷的时候,法国就在我的身边!

有的人从“世界是同一个星球”的观念出发,经常在一些很“开化”的社论中,喋喋不休地主张取消在体育运动中演奏国歌。

这种想法看来是错误的。

请看一看,威尔士的橄榄球运动员们,在加的夫阿木斯公园体育场合唱《祖先的土地》时的情景吧!请看一看他们第一次争球的情景吧!再请看一看爱尔兰人唱起《太阳之歌》时的情景吧……我们这些在都柏林“兰茨多文·罗德”绿茵场上多少留下一些痕迹的人都能从这些歌声中领略到某种东西。再请看一看留在我们发红的踝骨上的钉子印吧,大家从中会明白他们所说的“战斗精神”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超越自我表现,而又不是野蛮的犯规,虽然在比赛中有身体的对抗与激烈的碰撞。但是,假如扎根在自己的土地上,扎根在自己的信念之中的爱尔兰人或威尔士人没有他们的国歌,那么,他们就只不过是会喝掺了水的威士忌的酒鬼!

半年前,1977年11月16日,在“王子公园体育场”内,我第一次听到了真正的马赛曲。经过那一夜晚的拼搏之后,我们拿到了前往阿根廷的通行证。现在,我们正以两倍超音速飞往那里。

法国同爱尔兰和保加利亚一起被编在1978年世界杯大赛的第五组。1962年世界杯预赛中,“在保加利亚遭厄运”的阴影至今笼罩着法国人的心头。那场倒霉的比赛给我们留下一段痛苦的历史记忆,它把在瑞典比赛时还排位第三的“蓝衣球队”挤出了1962年在智利举行的世界杯大赛。回忆,难忘的回忆!……

任何一出编排得很好的戏剧节目,剧情的结局总要到最后才解开。可是,那一次比赛,法国队一上来就遇上了凶神恶煞、丑闻远扬的裁判,爱尔兰人弗特先生——他的名字也取得很不好(“弗特”是“足球”缩写的译音或“脚”的译音——译者注)——真是出师不利!他的判决激起了公愤。当时担任电视评论员的蒂埃里·罗朗在现场直播这场比赛时愤怒地喊道:“弗特先生,你是个混蛋!”这一骂,堪与康布罗纳将军(拿破仑一世时期的法国将军)的历史性的谩骂竞高下。

要是遇上象这样的不知羞耻的裁判,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一回这样的灾难落到了爱尔兰队的头上。因为一个希腊裁判袒护保加利亚队免受处罚,爱尔兰因之在索非亚丢掉了理应属于它的胜利。随后,保加利亚队在都柏林与爱尔兰队踢成平局,这就使混乱局面更加混乱了。所以,11月16日,只要保加利亚再获得一场平局,我们就会失掉去阿根廷参加世界杯赛的资格。当时,尽管形势如此逼人,但我在比赛前夕依然睡得很好。我认为我们是最好的足球队。

11月16日那天,我是9点30分起床的。11点钟,同伊达戈尔一起举行例行的记者招待会。几天来,他把一切都对我们讲明白了。因此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12点30分吃午饭。菜单上的东西很清淡:清煮火腿或牛排土豆泥、糖煮苹果……饭后,我同巴特奈伊一块玩了一会儿纸牌,对局的是特雷佐和达尔热。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有点着急了,最后到了心不在焉的地步,我们输了。我把手中所有的牌都扔到了地上。16点30分,我们一块吃了点心。大家默不作声,但不是假装。我们从圣·日耳曼大街出发。每次坐车,我总是同巴特奈伊一块坐在左边的第六排位子上,靠玻璃窗。这时电台广播内容尽是关于法国队对保加利亚队的这场比赛。在“王子公园体育场”附近,驱车前来观战的人们认出了我们,拼命地按喇叭为我们鼓劲。在更衣室内,我还是平常的那个位置:在守门员安德烈·莱依的旁边,靠近淋浴的地方。

更衣室的另一头,亨利·米歇尔正在不慌不忙地做准备工作。他是替补队员,这更使他有点向后缩。他对当时的那些细节记得一清二楚,并且能完整地向米歇尔·德尼佐叙述出来,就象放映电影时能在一定场面暂停一样。德尼佐当时正在加紧编写他的画册集《前进吧,法国!》。

亨利对他说:“没有人长篇大论地讲话。运动员们都在埋头整理自己的鞋子。偶尔说一两句话也只是因为要什么东西。没有多余的话。他们在想什么?或者在想谁呢?不要过于浪漫。此时此刻,比赛就是一切。法国队同保加利亚队的比赛已进行很长时间了,伯尔纳·拉孔布和米歇尔·普拉蒂尼这两个队员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脸色苍白,叫人看了害怕。伊达尔戈目不转睛地一直盯着他们两个。大家都不说话,气氛紧张得几乎叫人难以忍受……”。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上场出现在观众面前时的情景。裁判站在场地中央。他叫科尔维,荷兰人,他的两个副手站在他的两边。我们在右边。第一位是特雷佐,手里拿着法国队的队旗,随后是安德烈·莱依,他是FC梅茨队的守门员。接下去是让维翁,最后则没有顺序:博西斯、利奥、巴特奈伊、吉约、罗什托、拉孔布、西克斯和我。

多么漂亮的阵容!
另一方是身穿蓝色运动外套的保加利亚队,他们的队员出场后换上了绿色短运动裤,白色运动衫。

此时,马赛曲的胜利旋律传入我的耳际。这支曲子是由60来名乐手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演奏的。他们敲着鼓,吹着铜管、小号、军号、喇叭,演奏得威武雄壮。

我小声哼着马赛曲的第一段,甚至第二段的歌词。在我整个的足球生涯中,或许这是第一次。“祖国的儿女们,前进!光荣的一天来到了。”

伯尔纳·拉孔布在我的左边。他脸色苍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从他极度紧张的表情来看,我知道他要披挂上阵,打一场大仗了!

我估计得一点不错。他一上场,便纵横驰骋,多次甩开对方的防守队员,踢出了许多漂亮的球,尽管对方两名防守队员紧逼着他,一个是安格洛夫,另一个是伊夫可夫,还有后卫亚拉色夫不时地来支援他们,然而,拉孔布却巧妙地把球传来传去,为我们打开了通往球门的道路。我唯一为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本人没有能进球。要是他自己也踢进了球,那么这场比赛对他便是完满无缺了。

不言而喻,一个球队的中流砥柱是在中场。比赛中的一切都是在那里组织起来的。我不想过多地谈论我在场上的表现,却要强调一下多米尼克·巴特奈伊所起的作用。由于他恰到好处地传球,使我们能适时地发起进攻。

不过,最使对手感到狼狈不堪的还是让·马克·吉约。他球艺高超,沉着冷静。在如此高水平的激烈竞赛中,他们两个人都是无价之宝啊!

最后,谈到我们进攻的球。

第一个球是上半场结束前5分钟由罗什托踢进的。在这之前,多米尼克已经好几次险些破门。这一次他接过马利尤斯·特雷佐从保加利亚防守队员那里抢过来的球,随即,把它打进了格拉诺夫的网底。

第二个球是我射中的。

下半场比赛开始后大约15分钟,博西斯和西克斯为破门做了出色的准备工作。在距球门20米的地方,我飞起一脚,球打得又狠又准。格拉诺夫跳起来扑球,可是球已经飞速地滚进了网内。

“王子公园体育场”内,观众们第一次同他们的球队息息相通。他们有节奏地喊着口号,其狂热程度,无与伦比!

可能就在此时此刻,克里斯戴尔的父亲,比戈尼大叔正坐在电视机前,他说一声:“行了”,于是,一个月之后我和克里斯戴尔的婚事就定下来了!

达尔热替下了罗什托。在终场前一分钟,他又攻入一个球。“王子公园体育场”内一片欢腾。这一球将法国队继龚德、西蒙、赫尔班和孔班的球队之后12年,又一次推上了新的世界杯大赛的征程。

1966年世界杯大赛时,我正在夏令营中度假,对其印象不深。唯一记得的——书上也是这么写的——是运动员们的权力。他们在布辛斯基和南特队队员的带领下,迫使教练亨利·盖兰不得不改变战术。在温布莱同英国队较量时,法国队采用了进攻的方法,可惜没有成功,法国队大败而归,比预料的还要失败得快。此后 11年中,法国队一直无声无息,只是扮演配角。于是,“振兴足球”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事情了。尤其对像伊达尔戈那样“穿越沙漠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米歇尔激动得哭了。

至今,我似乎还看见他穿着蓝色的风衣,脸被撩起来的风帽挡住了,热泪盈眶地趴在队员们肩上的样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地激动,但不是最后一次。

随后,一切都进展得很快。

我们的梦想实现了,整个春天我们都象是在飘飘的云头上度过的。

今年4月1日,法国队和巴西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真象一次无与伦比的消遣活动。这也是我头一次遇见济科。他被渲染成“又一个贝利”。不可避免,人们要把他和我加以比较,尤其因为他的任意球技术非常出色。在里约热内卢,他的球队——弗拉门戈队的每一场训练,最后必然是练习射门,距离25米!这是他的一大特长。他们在训练时使用装在轮子上的“人墙”。每踢一次任意球,再把车子挪一个地方。济科是用右脚内侧击球的,把球攻入网的上方——常常是擦杆而进。他踢得那样得心应手,就象是用手把球掷进去的一样。

由于我在南锡时也用塑料泡沫做成的人体模型练过同样的动作,因此,人们常在报纸的头条新闻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抄袭谁?”

我认为可以这样回答:谁也没有抄袭谁。虽然巴西队有济科和利弗里诺,可是我并不把这支风靡一时的球队看得比山还高。他们不是贝利、迪迪、瓦瓦和扎加洛时代的巴西队。我父亲以前常常对我谈起这个队(1958年我才3岁)。不,眼下的这个巴西队跟去年差不多。去年,我们在里约热内卢那具有魔力的马拉卡纳体育场里同这个队交过一次锋(2比2平)。那时,他们就不敢小看我们。这本来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比赛,可惜被巴西队的教练克鲁德·科蒂诺一篇大言不惭的议论给搅了。他说什么:“跟法国队比赛10场,巴西队能胜9场,让一场平局!”
我不喜欢那些不可一世、嘲笑他人,最后嘲笑到自己头上的人。今天对科蒂诺,我正严阵以待。

观众也是如此。

观众跟法国队对保加利亚队那场比赛时一样多,即使这场友谊赛只是名气问题。

果然不出所料,巴西队已不再是由世界瞩目的技艺高超的队员组成的球队了。在比赛中,他们是在用肩膀和力气踢球。因此,让这支球队肩膀着地的光荣使命便落在我的身上了。吉约对贝利和他的队员们的凌厉攻击记忆犹新,因而对眼前这不起眼的“桑巴舞式的踢法”感到很高兴。他在更衣室里一边感谢我,一边激动地说:“ 多亏你,我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多亏了我……

由于我处于这样引人注目的前台位置,所以,我所结识的也不都是朋友。十年前将米兰队带成无可争议的欧洲冠军的该队前教练赫尔拉在本届世界杯大赛前跑到阿根廷去闻了闻气息。

回来时特地发出了一个严重警告,他说:“阿根廷准备了一支抗击普拉蒂尼的‘突击队’!”

毒化气氛的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我正在专心地阅读和思考,协和式飞机突然开始下降,空气制动发出一阵低沉的响声,它那巨大的鼻子笔直朝着海面。

已经到了普拉塔的里约热内卢吗?

不,还在非洲……
机翼下方,佛得角半岛在大西洋的洋面上延伸着,已经看见达喀尔了。这辽阔的热带绿洲!

象在电影中那样,飞机缓慢地降落了。当协和式飞机在机场对面停下时,一大群人鼓着掌,蜂拥而至。

能在飞机短暂停留的时候欢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们都陶醉在欢乐之中。这些英雄们的业绩使过去的法属西非洲的传奇故事永久地延续下去。

来欢迎的人多极了,我都不敢走到他们当中去。巴特奈伊也同我一样。他在我们取得这次参赛资格后回到圣太田时,曾领教过人们的欢乐劲头。他绝不会忘记,当“ 绿衣队员”从印多文获胜归来时,小飞机尚未停稳,一位没有意识到危险的球迷竟冒着生命危险跑上前去迎接他们的情景。这位球迷甚至没有看见飞机的旋螺桨还在转动!
我看见人群,心里有点害怕。

我下定决心不到人群中去,因此没有从协和式飞机上走下来,昏昏沉沉地在上面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当我睁开眼睛时,飞机的马达已轰隆轰隆地响起来了。这时我听到一些令人不快的议论:我没有下飞机被人误会了。有人批评我,甚至措辞很激烈。

这是我在梦想破灭之前的第一个失误,一个礼节上的失误,一个新手的失误! 7.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共同生活

我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我们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有所估计。我想到了一切,甚至最糟糕的情况,首先想到的是那里令人感到别扭的警察。尽管埃茨扎机场的工程还没有竣工,可是海关人员、空中小姐和服务人员以示欢迎的诱人的微笑大大地方便了接待工作。有很多人在等待我们……但愿他们不是为看一眼协和式飞机而来的!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头戴盔帽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分乘两辆摩托和两辆汽车把我们的大轿车一直护送到法国队的总管亨利·帕特莱尔选定的住处,如同在巴黎时一样。

第一个印象:布宜诺斯艾利斯并没有处于戒烟状态。我们的司机穿过人口稠密的居民区,那里还飘荡着埃菲达·毕龙夫人令人陶醉的香风。她是那些“无上衣者”的 “圣母”,是她给予了这些人一份工作和一个住处。一个小时行车之后,我们在一座外表简陋的大楼前停车场上停下来。这座大楼同巴黎让蒂伊门的大学城很相像。

这就是“印度俱乐部”。穿过赭石色的正门和空无一人、静悄悄的大厅,便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那里有田径跑道和足球场。

我们的房间在楼上。我和多米尼克·巴特奈伊住一个房间。但是,这里不光住着法国队。邻近的楼上还住着意大利队——赛程上的第一个对手。一种被迫的“同居生活”。
接踵而来的,便是“恐谍症”!

到达后的第二天,我们同意大利队之间组织了一场小小的洗尘赛。双方都上11个队员。天气很好。这次航行和来到阿根廷的激动心情使我们变得高尚了。我们的比赛就象是一场表演赛。大家踢得很轻松……可能太轻松了。意大利队员穿着非常时髦的深蓝色运动服外套或者印着“艾利斯”字样的夹克衫。他们想不失时机地摸情况,常常分批信步而来,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却仔细地观察着我们之间的友好而有点紧张的交谈。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星期之久。我们每天都能碰见,可是都不敢相对多看一眼。有一天,佐夫打破了这种僵局。法国记者围着他,就他在那不勒斯令人沮丧的遭遇提出一些问题。这使他痛苦地回想起那两个任意球引起的恶梦。一个从左边,一个从右边,直落其大门。这两个球都是我攻入的。他在回答法国记者的提问时,一边勉强地恭维着,一边坦然地回答说:“普拉蒂尼很厉害!比鲍诺夫还棒,比安托尼约尼和彼科尔索还棒。他的任意球是最厉害的。”

我通过“传话筒”向他表示谢意,但否认我把训练时用的人体模型带到这里来了。可是一些人仍然在那里叨咕,说我在天黑之后或黎明时分偷偷地进行训练。

有人对我说佐夫因为这个原因而睡不着觉。

有一天,法国和意大利的记者搞了一个小小的阴谋,导致保罗·罗西跟我迎头相遇。面对伸到我面前的话筒,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好听的话。这是在作戏,好让摄影师们高兴高兴!

然而,我和即将在赛场上紧盯着我的塔尔代里之间谈话则很投机。就象其他人谈论衣着打扮一样,我们商定哪一天交换运动衫:一件法国队蓝色运动衫交换一件意大利天蓝色运动衫,另外他还答应寄给我一件尤文图斯的运动衫。一点征兆……!

我觉得这些意大利人精神都很轻松,可能过于轻松了。事实很快也证明了这一点。

阿根廷是好客之乡,也是避难之地。这里,人们讲西班牙语时带着明显的意大利口音。意大利队在它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花园里显得悠然自得,尤其在博卡这个贫困而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居民区内更是如此:来此的热那亚人最初就居住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获得乙组第七名的当地“意大利运动队”约定同他们举行一次比赛,作为大赛前最后一场友谊赛。距离同法国队初赛仅6天了——前景难测的6天。意大利国家队从佐夫到贝特加全体出动了,同当地的“意大利人”进行了一次盛大的表演。
除了荣誉之外,这场比赛不为任何别的。比赛中,意大利队差一点丢掉自己的一切。他们在上半场的比赛中为了讨好观众打得很不出色,下半场的比赛也是平淡无奇。最后,一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贝特加踢成1比0——证明了两支球队级别上的差异,然而并没有为这种级别区分增添什么光彩。

我们从这场“民间”足球赛中汲取了三点教益。

第一个教益:有人关照我们,要像意大利队一样,打一场卖弄式的比赛。这是奥马尔·帕斯托利扎的主意。他是阿根廷人,后来在摩纳哥成为独立队的教练。伊达尔戈也赞成这种意见。可是我们大家都不赞成。意大利人在博卡比赛时差点失误说明我们的看法是对的。至于我们要适应当地的气氛问题,却始终是心照不宣的。

第二个教益:意大利队的防守相对薄弱,而且比较明显。我们发现意大利国际级的后卫队员和一个自由中卫队员在对方乙级队的进攻前面显得有些惊慌失措!

第三个教益:观众的热情。这种热情使意大利队在一场踢得不怎么样的比赛中取得了胜利。这场比赛充其量不过是表演表演而已。由此可见,这里观众的热情对预定在普拉塔的马尔举行的那场比赛是一个不祥预兆。在那里,意大利居民区的观众(人数很多)不会满足于只是做做样子的。

在此期间,我们到城里去逛了逛大街,散散心,调剂调剂每天都是老样子的时光。每天早晨我们7点起床,白天总是很长。我利用白天的时间仔细研究伯尔纳·比沃推荐的书。洛佩茨和米歇尔在网球场上对阵,以此来消磨时间。其他人则打打乒乓球,或者打一打更具特色的台球。今天,我们穿上俱乐部的单色运动上衣,打好领带,然后去法国使馆。使馆在我们买东西到晚饭前的一段时间里为欢迎我们而举行了一次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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