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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书刊杂志收藏---球迷徐克博客

清风徐来 克己待人

 
 
 

日志

 
 
关于我

我是一个球迷,酷爱收集足球书刊杂志画册等,喜欢巴乔、马拉多纳、荷兰三剑客、AC米兰、曼联、巴萨、意大利、德国队。也是一个军事迷,经常浏览军事网站,作一个忧国忧民的愤青。爱和朋友喝啤酒。球踢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一天,我在操场踢球时,有一个大连小伙走过来,说我踢的很好,我们一谈才知,他是-----大连队90年代初的中场核心王军----家邻居!请各地的球迷朋友和我联系互通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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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蒂尼自传:《我的足球生涯》4.------XuKe  

2013-09-27 12:59:22|  分类: 球星自传传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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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蒂尼自传:《我的足球生涯》---4. - xuke1129 - 足球书刊杂志收藏---球迷徐克博客
 

          在圣埃蒂安最后有希望获胜的一场比赛在波尔多丢掉以后,伯尔纳在昂热被留在队外。他从一次友好的、但别有用心的电话中得知圣太田和尼斯正在进行谈判,以便达成一项协议,用雷普利尼和拉孔布换取南斯拉夫的进攻手勃日科维克。


这可能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流言,但是在绿衣队员中引起某种程度的激动情绪。大家当然都站在贝尔纳一边。这种团结一致的反应、流言的扩散,不久之后终于把我也牵涉进去。人们再一次给记者们以口实。他们在消息灵通的文章中议论纷纷,说我亲自过问了此事以保护拉孔布,以我来弗莱兹俱乐部为交换条件,以换取保留在这个俱乐部中期关键作用的中锋。这个中锋是法国队的好朋友,在战术上是个宝贵的球员……

这件事激起了“圣太田的普拉蒂尼”的拥护者们的不满情绪。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不得不对我的前途问题正式地作出安排,可是直到那时为止,我一直保持沉默和谨慎态度(保持谨慎态度的权力,在足球界也存在)。

我选中法新社,让它通过一份平铺直叙的简洁的电报来宣传我的想法。我让人在电报中具体说明我的选择仅限于三个俱乐部:拜仁慕尼黑、南锡-洛林和圣太田,并证实我先后拒绝了南特、马赛和……巴黎圣日耳曼的邀请。欧洲电视一台的袖珍记者欧仁·萨科马诺是个弹不虚发的人。他立刻在电视上把这件事解释为“圣太田比其他的俱乐部更有可能……”
实际上我已下了决心。

为改变《足球周报》民意测验中群众的不利意见,要使人们重新有理由信任自1976年格拉斯哥以来屡遭败绩的法国队,必须有一个决定性的证据,这就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俱乐部是团结一致的。不仅在体育比赛中团结一致,而且在精神上也团结一致,在财政上也团结一致。

那里没有像在马赛或巴黎圣日耳曼那样以“金库”作抵押的欠款,相反,圣太田能提供长期的保证。
再说这个队既然几乎在锦标赛中夺魁,因此有资格去争夺新的欧洲杯。

此外,我们在物质条件上也是意见一致的。

我在这里不想在数字上作游戏,因为一个阴影笼罩了绿衣球队。那是在我去都灵尤文图斯队一年之后,爆发了人们称之为圣太田的“地下钱柜的丑闻”。
我一直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无辜的。
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立场,敢签字画押。

我要求过年薪金一百万法郎,这是事实。俱乐部的会计让·克鲁德·马若莱计算好了,于是我们一起把我的月工资确定为八万三千三百法郎,奖金除外。
最近几年来,我作了许多贡献,但得到的东西却很少。因此我看到了人们向我提出很多迫切的请求,还有一些应该实现的要求。
这一百万法郎,我想让它成为我的纯收入。再说我向每个俱乐部都要求这个同样的数目。

为此我要求我的税款由俱乐部来支付。
我曾向罗什强调指出,鉴于居尼两年来对我的态度,他在应付给南锡培训费的总金额上面占了便宜。
罗什假模假式地同我争论。

其实,他同意我说的道理。在我遭到挫折之后,他清楚地知道我应得到一种补偿。
我让他估计一下他要付给居尼的费用。这些费用应低于南锡本来能够得到的东西。
然后我们在我应付的税款支付办法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把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收入付给税务机关。罗什同意我每月收到一个内装差不多等于要支付的税款的信封。这个数目用现金支付。
我没有再提其他的问题。

我们达成了协议,这是最重要的。我认为这笔钱是没有问题的,它来自一清二楚的账目,正如人们能够预料的那样,象圣太田这样一个着名的俱乐部的账目就应该如此。

当我站在预审法官面前时,我才如梦方醒。我知道“地下赌博案的丑闻”(在意大利对足球比赛弄虚作假的打赌)。可是我对所谓圣太田黑钱柜这件事却一无所知。

对于这项财政协议(同竞争中的俱乐部,特别是外国俱乐部在以后提出的更大的赌注相比,这项协议落在了后面)以外发生的那件事,罗热·罗什也战胜了背后的攻击。

AS圣太田的主席自动地改变了同我的处于高潮的职业雄心格格不入的原则立场。他允许我自由地去谈判我的广告合同。在此之前,他曾不允许多米尼克·罗什托这么做……
这时我正好收到各种各样拿我做广告的请求:运动裤、羊毛套衫、儿童“十号”体育服装;皮鞋商标、集体玩具、足球和果汁商标……我是第一个使少年儿童唱起了这个有节奏的口号:“喝了果汁,肌肉更发达!”

罗热·罗什出人意料的让步使我下定了决心。这个让步使贝尔纳·热内斯达尔为马赛奥林匹克队失掉的那场谈判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为此,马赛奥林匹克队的老领导人埋怨热内斯达尔,并把他开除出领导委员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贝尔纳负责我的商业事务……

当罗热·罗什离开南锡时,他没有空手而归。在他的黑色公文包内,在一项合同的下面,他带去了轰动法国的我的亲笔签名……
12.绿衣球队的新兵

这就是我在1979年夏天去的那个俱乐部。

从格拉斯哥欧洲杯赛以来,三年过去了。巴特奈伊走了,拉凯也走了。还有莱弗利兄弟、西纳海尔、萨拉马尼亚、梅夏迪埃等等也都离队了。尽管如此,圣太田队还是取得了第三名,摘取了进军欧洲足球联合会杯赛的通行证。这是个荣誉问题。

三年已经很远了。在这最后的两年中间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但令人难以忘怀的比赛来进一步表达我们的忠诚了。这些比赛给电视台的观众们创造了另外的盛大的夜晚。首先是圣太田队再一次战胜印多文队的那场比赛,其次是利物浦那个红色的夜晚。那天晚上,面对英国俱乐部“极端主义”的球迷们在看台上发出的好战的喊叫声,多米尼克·巴特奈伊攻入一球。这个球象一把利剑,使绿衣球队在1977年赛季差一点引起轰动。
取得令人兴奋的出线权以后几个星期,科文·基岗将要率领他的队员出征罗马,以一个全队熟练技巧的示范表演同德国的闵辛格拉特巴赫队争夺欧洲杯。

然后是1978年,这是过渡的一年。由于英国“流氓”败坏了曼彻斯特联队的声誉而使该队受到双重的打击,因此,这一年呈现一种杂乱无章的变化。它的失败将导致令人失望的结局。

总之,圣太田队在发生变化。
圣太田队不完全是原来的圣太田队了。
但是法国绿队,它的梦想和信仰依然存在,忠于它是每一个队员的义务。

尽管AS圣太田队在全国性的比赛中受到临时的挫折,但是它确实在无情的争斗中得到了锻炼,在它的面前还有美好的夜晚。在法国,AS圣太田队在心理上自然处于压倒的优势。干脆说吧,这个队在精神上具有真正的绝对影响。

战胜圣太田队成为当时一切对手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足以激发它们,鼓励它们争取胜利的意志。在受到新闻界称赞时,还能给它们一点活力和自豪。

但是狂妄自大的毛病经常导致犯错误。所有的球队,当它们踩着鲜花在引人注目的流动锦标赛中同法国最优秀的球队对垒时,都感受到了集体的兴奋,都以为能够打败不可战胜的对手。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球队都遭到了连周围观众都在拼命的体育场的可怕压力,它那热情的观众在离球员只有两步远的地方呼喊着口号,用喊声为在赛场上跑得精疲力竭的心爱的队员们加油,于是象高涨的浪潮一样,绿色波浪滚滚而来,在退潮前十分钟把挡住它去路的一切统统冲垮。我在南锡队里经历过两次。这两次我们都是在最后一分钟垮下来,遭到无情的失败。

奥斯瓦尔多·皮阿扎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以毁灭性的冲刺最大限度地使对手微弱的希望化为泡影,使他们勇敢而如此单纯的心灵中萌发的幻想破灭了。
当我来到这个队的时候,奥斯瓦尔多正好走了,在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的更衣室内,人们把他的位子和衣柜分配给了我。

我来到一个正处在变动时期的球队。
赫尔班在欢迎我的到来时讲了这样一句话:“我把希望寄托在普拉蒂尼的临场应变能力上和自发性上。”我很快就明白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请我来的。很明显,我要在比赛中打出我的风格,而不是去做接球传球的工作,那是巴特奈伊和西纳海尔的工作。
不管怎么说,我是在AS圣太田队正在完善自己的技术和战术的时刻来到这里的。

年轻、勇猛、百折不挠!原来这个队使欧洲观众激动不已的进攻形象就是这样。
然后老练、成熟和精神上的优势使这个“正在过渡的球队”保持住了在全国的地位。贝尔纳·拉孔布突然转来,圣太田队得到了很多益处。他具有里昂人的一切忠诚。他技术娴熟,组织反攻的本领世所罕见,使绿衣球队的进攻形象更趋冷静。这一形象表现在紧逼对手,动作迅速充分发挥个人技术等方面。

招收我来这个队的目的似乎是要加速这个进程。
我要把自己融合到这个协调一致的整体里。我在这个整体要达到这种效果:向进攻前沿的三员猛将输送射门的子弹。他们是荷兰人莱普、罗什托或齐马科。莱普不久前在巴斯蒂亚维护了他在国际比赛中的荣誉。他们三个人组成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打击力量”,而不仅仅是威慑力量。
总之,对我来说,在这个技术娴熟的队员居大多数的球队中具有理想的比赛条件。
就是这些条件和我周围的队员使我日后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鼓动者”。
我的第一场比赛是对里昂队。这是一场友谊赛,为了练练腿……比赛是在圣西戈莱纳举行的。这是一个具有田园风光的小地方,位于当地钓鱼人熟悉的一条名叫里尼翁河的右岸。

我们的到来吸引了七千多人。对于一个小城市来说,这个数目真可观。很多人丢开办公室的工作选择了这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二来观看比赛。七月份度假的人也来了一大批。他们很多人是来上卢瓦尔这个宁静和林木葱笼的风景区度假的。还有很多人认为四十公里的路程只不过是绕个小弯而已,因此,圣太田人挤满了看台!
大家都很好奇,想一睹绿衣球队的新姿。

围着约尼·莱普和我身边的最多,还有伊万·居科维。他为这个体育场剪过彩,并且还是这个俱乐部的典礼主持人。

这些当天的、乃至以后的支持者们都想看一看我踢的第一个球。我让他们稍微着着急。实际上,在好几分钟的时间里,我试图破门。最后,球传给我,我以极其准确的一击来回答喂给我的这个球。法利莱冲上来进攻,在离球门二十米的地方用胸脯接住了球。

齐马科首开记录,使这场欢迎我们的比赛真正活跃起来。我从中圈起让约尼·莱普向前飞奔,他夹在里昂队两个队员的中间跑动,盘球做假动作和射门。中了!圣太田队以4:1取胜。我得到观众们的极大鼓舞,尤其是当我高兴地把莱普或者齐马科送上他们的飞奔轨道时。

队员们踢得越来越好。我接过贝尔纳·拉孔布一记回传,这真是一记妙传,用右脚内侧高吊射门,守门员德·罗科完了!贝尔纳坚持要我以普拉蒂尼射门方式在我的合同上签名。当然不能以我回来的这次训练来平价我,因为我还远远没有表现出我的最佳状态。因为,我刚从里约热内卢回来。在世界杯赛结束后一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高水平的激烈比赛之后,我在里约度过了一段比较放松的生活。

前此,我在一次表演赛上又同阿根廷队相遇。阿根廷在庆祝它的世界杯赛胜利一周年。我们这个“世界明星队”以2:1战胜了阿根廷队。

“世界明星队”能取得胜利是不多见的。这是在四十一年的时间里,在九场比赛中的第三次胜利。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们高兴得把我们的教练意大利人昂佐·贝阿尔佐特高高地举起来,欢呼我们的胜利。

在这之前,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贝阿尔佐特的邀请以参加这次引人注目的最高水平的比赛。这次比赛使我完全地加入了“伟人的行列”。

“完全地”这三个字恰到好处……
巴西人济科因故没有来。我差一点踢整场。而当时我是从安的列斯海度假回来经过那里的,我觉得自己没有处于最佳竞技状态,开始时,教练约定我只参加半场比赛。

最后,还是顺利解决了,事实上只打了半场。不幸的是,我只是为了过过球瘾,参加的是上半场比赛。不料,取得胜利是在下半场。是由于贝阿尔佐特派了四名进攻能手上场。

我原来预计,这是两个球队互有默契,而进行的一场友谊赛。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这场比赛酷似世界杯决赛的重演。象征性的比赛变成了一场关乎人际关系和荣誉问题的比赛。

的确,人们对我们这支球队的自觉行为作了认真的解释。在比赛开始前的一段时间内,大家吵吵嚷嚷。很多人在巴朗旅馆的拱门下提高嗓门大声争吵。这家旅馆是一年前为迎接世界杯大赛而修建的。法国记者的巢穴也在这里。我和博涅克同住一个房间。他是波兰洛兹地方的人,后来他成了我在都灵的最好的朋友和我在尤文图斯队的心息相通的伙伴。荷兰人克罗尔是我们的队长。他请求贝阿尔佐特裁决,出面解决两个棘手的问题。一个是个人奖金问题(每人五千美圆),比赛的组织者似乎不准备马上付;另一个是更加涉及到私事的问题——要把我们家属的入场券换成“公众看台”上的入场券。如果这样,我的妻子克利斯黛尔就会被包围在普莱特河或博卡青年队极端主义球迷中间……
这个小小的丑闻部分地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会在比赛场上斗志昂扬,决不退让。

在比赛场上,阿根廷人对我们一点也不客气。一些队员甚至动手……还加上拳头!加尔万为我按摩踝骨,然后又为保罗·罗西医治了踝骨。达朗蒂尼向科其奥进行挑衅,而塔尔代里被以色列裁判驱逐出场。我认为裁判的作法是不公正的。

从世界杯大赛以来,这中间肯定有一些旧帐要清算。

尽管这样,我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短暂逗留还是感到很高兴的。虽然那次我们法国队被过早地淘汰了,但是我对世界杯大赛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阿根廷对法国的一场比赛以高超的球艺和紧张激烈的气氛使世界感到震惊。阿根廷的观众与自己的球队团结一致,兴高采烈地庆祝他们的胜利,同时他们也对我们再次热烈欢迎。

在比赛场上,事情显然对我们有点不利。
贝阿尔佐特在全面慎重的前提下,把一个防守的位置交给了我。
济科进场后,我就没有参加最后的比赛。
法国的观众也许认为我没有踢好这场球。

令人欣慰的是,贝阿尔佐特则认为我踢得很好。他甚至对“法国足球报”的特派记者雅克·艾蒂安说:“如果普拉蒂尼在意大利球队中踢球,我会把他培养成真正的半个组织者。”
接着他又强调指出:“我有一些队员能够充分利用他撕开的缺口,进行破门。”
我从这场激烈的、高水平的比赛中吸取了不少教训。
这是我第一次同当时的伙伴们以平等的地位参加比赛。在南锡,甚至在法国队,情况就很少是这样。比赛主要是依靠我。我肩上的重担使我有点受不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与集体精神和全队团结一致背道而驰的。

在普拉塔里约河灰色岸边的这座普拉塔河体育场内,我担负的是一个普通队员的任务。这一次,没有什么明星之分。全体队员团结一致。每个人都为这个整体完成自己的工作。这场比赛的命运由大家来决定,而不是仅仅由几个尖子来决定。
我喜欢这样的比赛。

我把在这场比赛中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人们在圣太田期望我做的事情上去:考虑到球队中每个人的作用。我已经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个模式搬到圣太田队的比赛中。

这对我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俱乐部中我的大部分未来的队友都是我在法国队中的伙伴,因此同这样的队员结合要比同临时选出来的队员结合容易得多,不管他们获得什么称号,不管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级别。

在同里昂队进行传统的预选赛之前,我就是怀着这种思想重新见到了所有在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依靠我的队员们。重逢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愉快和热情洋溢。我立刻向参加过世界杯赛的蓝衣球队的老队员们讲述了我的新鲜感受。我们共同怀念那次比赛,我们也共同为我们的失利而感到惋惜,当时我们完全有能力踢得更好一些。

我立刻感到由于我们之间的接近,一个伟大的球队就要诞生了。人们不断提出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问题:是圣太田队将要给普拉蒂尼更多的东西呢,还是相反,他将使绿衣队身价更高呢?

无可争辩,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圣太田队的领导人时刻不忘他们的球队。……他们不考虑他们的好运是不会在我的身上进行投资的。
在这种雄心勃勃的前提下,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充分发挥我的才能,从足球中得到快乐,在比赛中进入自由王国。
两年的合同:必须在两年中获得成功。

首先要消除心理障碍,因为对AS圣太田队作出的艰苦努力进行讽刺被认为是一种风度。有人用象征性的比喻称它为“绿色工厂”。这个形象本身足以使人想起足球是一项单调乏味的劳动、强行军似的训练和极其可怕的快速节奏,一种不太令人欢愉的节目安排。

局外人都喜欢对训练中的严厉和严格要求平头论足。这种严厉的要求并没有任何超人的东西。在南锡,训练同样很艰苦。我并不认为,其他的俱乐部就不这样严格要求。主要区别在于休息和恢复体力的时间方面。在圣太田,这样的时间要比在南锡少;这种区别还在于训练强度本身。
人们从圣太田队学到超越自我的精神和争取胜利的狂热。这是它取得成功的基础。

大家同样知道,这些价值观念也表现在小小的预备赛中。这使一些人用“肌肉发达”来说俏皮话。不久之前,在接收阿兰·梅夏迪埃来加强南锡的防守时,克洛德·居尼曾用一句辛辣的话来抨击圣太田队的训练。当梅夏迪埃(两次)碰破鼻子后,居尼曾经在小范围内说:
“AS圣太田和罗伯尔·赫尔班可以庆幸自己成为法国鼻梁骨折的冠军……”
这句俏皮话只能使他本人发笑而已。

我呢,我也学会了苦笑。
我在绿衣球队中进行第一次训练时,我的鼻子撞在皮埃尔·勒普利尼的脑袋上。结果呢,我的鼻子是开放性弓形骨折……差一点使我不能在观众面前露面。
值得庆幸的是,圣西戈莱纳女神保佑了我。13.欧洲足球赛的教训


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我的最佳状态。
每个赛季都是如此。
这是个体质问题。

我把这件事情通知了赫尔班。
我尊敬地把他称作“先生”。对我来说,这个赫尔班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他四十岁,也可能四十一岁。他是从尼斯来的。过去他是一个少年足球运动员。他在圣太田队和法国队里有出色的表现。他的精神之父罗什在赫尔班三十二岁时,突然把他提升为教练。他身材纤弱,目光刚毅,头发细软。他自愿地想成为一个神秘人物,经常做一些反常的事情,因此有人称他是阴阳大师。他从紧闭双唇的口中迸出几句恭顺的话,有时又故意保持沉默。他讲话十分简洁。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红头发斯芬克斯”。我称他为“先生”时,他感到别扭。他要求我“以运动员的身份”进一步接近他。在没有什么业余娱乐活动的情况下,我们在附近的网球场上拿着球拍对阵时,这个尊称“先生”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变成了更为亲昵的称呼——“罗比”。

在网球场上,赫尔班同克利斯蒂安·洛佩兹配对,我和雅克·桑蒂尼配对。桑蒂尼同我一样有两个特点:他踢中场并且向我证实他也是意大利人。他的父母亲是圣亚尚热洛人,住在美丽的埃米利的首府利米尼附近。他经常去那里度假。另外他具有闻名于世的亚德里亚海的孩子那种懒散的性格。桑蒂尼——我的意大利“同胞”——成了我的第一个朋友。

我感觉每天进行两场训练对我并不算太多。赫尔班——对不起,“罗比”——很欣赏我这一点。他笑着对我说:“在本赛季,你的胃口会得到满足的。”
我们在巴斯蒂亚拉开了战幕。
那是一块硬骨头。

巴斯蒂亚的装备似乎不如它的竞争者,再加上它的观众不多,财力有限,因此这个队取得的成绩就显得格外辉煌。这种差距,这种地理和财政上的困难,在这个岛国的居民中造就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这不免使人想起称霸意大利足坛的吉吉·里瓦的卡利里亚队。
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之间只隔一个海峡。印在徽标和旗帜上的摩尔人头像也是同样的。
另外,正是在意大利同都灵队进行比赛中,巴斯蒂亚队写下了自己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这里的照片是我加入新队以后参加冠军赛时的第一张正式照片。这件珍品使法国人神往。

大家发现照片上的我紧闭嘴唇,显得有些紧张。在中场代替西纳海尔的让·玛丽·埃利站在我的左边,齐马科在我的右边。他的姿势活像一个俯在起跑器上的短跑运动员,似乎要迫不及待地冲出去。然后是拉利奥斯和罗什托。我们站在第一排。后排的人像一支禁卫军:让维翁、约尼·莱普、法利荣、桑蒂尼、洛佩兹和居科维克。

但是,在拍照之前,我们的司机必须拼命地按喇叭和踩减震器才能把车子开到通往更衣室的路上。人群挡住了入口,流动商贩的小摊比比皆是。

这里有一万三千居民。小小的弗利亚尼体育场快挤炸了,气氛显得有点沉闷,几乎一触即发。赫尔班很有智慧,使沉闷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他友好地举起一面巨大的有科西嘉特色的旗帜,上面写着着名的口号:“巴斯蒂亚,加油!”

我们三个以前的巴斯蒂亚人一亮相就缓和了最狂热的球迷们的起哄。已经是下午了,拉利奥斯接待了一些朋友,齐马科接待了他的岳父母。大家亲如一家人。他们很讨人喜欢。
此外,根据鼓掌的热烈程度,约尼·莱普已经在不断地签名留念。他同长期担任巴斯蒂亚运动队队长的克鲁德·帕比一样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件事意味深长……

对于我在圣太田队里最初的重大比赛,我和其他队员团结一致,以忘我的精神进行拼抢。巴斯蒂亚队新的中锋,南斯拉夫人沃斯科维克在对我进行两次强有力的抱腿方面表现得很出色,就象在橄榄球比赛中那样。然后,他发现自己搞错了比赛。然而我更多地是与他的同胞拉杰科维克打交道。当我深入到对方的防区时,我势必碰到他的阻拦。
激烈的决斗场面也在约尼·莱普和克利斯蒂安·奥尔良都齐之间出现。双方都为了显示自己的肌肉块。经常有些争执,决断不了。
罗什托表现得最为出色,尤其是在下半场。而齐马科就好像在自己的后花园中玩似的,球兴极浓。他每次运球都使对方感到危险万分。第65分钟时,他又一次运球,直捣黄龙。我撕开了一个缺口,由埃利把球传给齐马科,齐马科发挥其大力士的威力,猛冲上去,一脚劲射,攻破了由皮埃利克·雅尔德把守的大门。

第一场比赛,第一次出征,第一个胜利。
9月中旬,我第一次参加的欧洲杯赛使这个赛季更加引人注目,使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面对巴斯蒂亚队这样一支足坛劲旅,我们必须来科西嘉打败它,寻求我们的积分。

先去波兰的洛兹比赛,然后回到科西嘉,这中间另有七场比赛。这足以使我们球队的试运转完善起来,并使队员们更加配合默契。

里尔队从我们手中夺走了本来属于圣太田队的一分,从而证明我们还没有成熟。

我们不应当让盲目的自信使自己变得麻木起来。
马赛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我们在强劲的寒风中飞降玛丽尼亚机场。我们播种风暴:以5:3获胜(我为绿衣球队攻进了我的第一个球),收获的是更凶猛的风暴: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这些客队队员不得不匍伏在地以躲避飞来的石块。这一次只不过是一小股流氓利用红灯这个机会来砸我们的汽车。在一片刺耳的警报声中,警察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逃出去的路。后来,我们还是从闲人免进的小门逃离马赛的,就是说从“舞台侧门”逃之夭夭的…… 在四面八方向我们砸东西的嘈杂声中,我说了一句俏皮话:“你们要是找裁判算账,他们在后头呢!”这就在我的队友中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这是第一次真正地赢得他们对我的尊重……

从那以后,我们连连告捷:2:1胜了梅茨队(我的第二个球);3:2胜了拉瓦尔队;2:1胜了索肖队;2:0胜了布列斯特队;最后在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以4:2战胜了南特队。在十六分中我们得了十五分。这个胜利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

在对南特队的比赛中,我攻进我的第三个球,从而战胜了南特队。
对于一支在对手领先的情况下,善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扭转形势的球队来说,这个胜利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当时南特队被认为是我们最可怕的对手。比赛进行得十分精彩。从这场比赛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实力和我们的斗志,还有我们的反应能力。

我已经知道,我们这个球队的队员具有充沛的体力和精湛的球艺。
所有这些都在以后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中间深刻地反映出来了。要完全认识自己需要时间,耐心和努力。从我担任分球这个特殊角色来看,我必须适应每个人的特长,以便把这些特长放到最好的条件下让它发挥出来。

我要进行的努力还没有完。俱乐部所联系的球迷们在平选当月的最佳运动员时,表现出他们对我操之过急。从他们第一次的投票结果来看,我有点抱怨他们。在162张选票中,约尼·莱普(已进六个球)获得39票。处于第二位的是齐马科(进四个球),得33票。然后是罗什托(也是攻进六个球),得24票。在罗什托后面的队员有莱普利尼和拉利奥斯,分别得21票。
这些享有特权的球迷们真有点太苛刻。他们仅仅投了我6票。

当有人出于好意把这些数字告诉我时,这些数字引起了我的深思。然后我回家去找克利斯黛尔和我们年幼的儿子洛朗。我们住在弗利埃尔河畔,离“法兰西作坊”很近。过去这里曾是一个着名的兵工厂,可惜这部杰作今天濒于衰败了。
我们的这套房子宽敞而明亮,隔壁是圣太田的市长——桑格多尔斯先生的家。他经常参加公众投票和辩论。他也是AS圣太田队的老支持者之一。

当然,俱乐部联系的球迷们生气只是一个小小的波折,这个波折很快就扩展为业余足球爱好者们争论的话题。很显然,这个波折没有引起任何信任危机,甚至连不信任的疑心也没有。但是作为警告,它来的正是时候,这样便于我在欧洲杯赛之前激励自己。

值得庆幸的是,对那些最性急的球迷们来说,战胜南特队的这场比赛使我发现我恢复了自己的竞技状态。这种恢复来得迟一点是很正常的事。四年多来,我从未能完全喘过气来,给我安排的足球比赛过于饱和了。我先后参加了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林匹克运动会,法国队在一九七七年访问南美洲的各场比赛以及世界杯大赛。在冬季休战期间,我还参加了AS南锡-洛林队的几次比赛。我已参加了二十一次国际选拔赛,还满不在乎!
绿衣球队在曼彻斯特的热情尚未熄灭,两年之后她又堂而皇之地回到欧洲足坛上了。
这是在9月19日,在波兰夕阳西下时。

我们对波兰的足球了解的甚少。我们仅仅知道前不久波兰队在圣太田取得了成功,是索佐沃的胜利者,还有这个队在世界杯大赛中取得了干净利落的成功,当时的队员有拉托、斯扎马齐、德纳、特别是博涅克。波兰队差一点进入决赛圈,最后败在巴西队脚下,但是波兰队战胜了意大利队,取得了第三名。

谈到洛兹这个球队,首先使人想到兹比格涅夫·博涅克。他是这届阿根廷世界杯大赛中真正的明星。正好在两个月之前,我和博涅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意大利队的指导昂佐·贝阿尔佐特把我们集中到一起,让我们穿上令人羡慕的“世界明星”队的运动衫。

我和博涅克刚认识不久,但是在以后的接连几个赛季中我们凑巧肩并肩地在同一个俱乐部,在都灵的尤文图斯队。
可是,这一次,显而易见,如果说在这种时候还可以寒暄几句,动感情可不行。比赛的胜负太重要了,也太刺激了。

这一次,我和博涅克就要面对面地决一雌雄了。他为洛支队打,我为圣太田队踢。今天就别讲客气啦!和我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的约尼·莱普多次对我这样说。约尼是个十足的职业球员,现在已没有人再提他了,可当时他很快就参加了圣太田队。我为此向他祝贺。他满脸堆笑,以老大哥自居,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我已经历过不少事情。参加倒不成问题。重要的是不要躲在一边。既然是新来乍到,就必须自己始终采取主动。这就是我的窍门,没有什么秘密可保……”

约尼是一个纯朴的人,一个非常纯朴的人。我呢,我还没有到强迫自己的本性去同别人接触的地步。我敢肯定的是,作为自己主动的第一步,最好脚上有功夫……我迫不及待地想通过一个高质量的射门动作来崭露头角。我盼望参加比赛就象盼着早得解放一样。
波兰队首先展开攻势。我们以猛烈的反击针锋相对。我的位子相当靠后。我充当齐马科和罗什托的矛头。我用很多漂亮的长传把球送给他们两个人。

洛兹队的防守是用脚进行拦阻,……但是也用手。因此出现一连串的任意球。在混乱中我们看到一丝希望。在离球门二十五米偏左一点的地方,一次罚任意球使对方付出了代价。我猛烈地把球踢出去,球碰到对方的人墙稍微改变了方向。伯尔辛斯基把守的球门被攻破了。大家一齐向我涌来,把我紧紧搂住。这是我在欧洲杯赛中攻入的第一个球,也是新一代绿衣队的第一个球。绿衣队三百名无条件的支持者迫不及待,专程前来观看比赛。在这些热诚的崇拜者中就有贝尔纳·比沃。他们都很热烈。比沃夹在支持者的人群中间,看见了我攻入的这个球。不久之后他写道:“看台上的观众一下子全部站起来,真可与莫里斯·贝雅尔的芭蕾舞团媲美,大家知道,这个舞团的动作极其整齐划一。”让·米歇尔·拉尔凯那一天刚开始他的电视报道。他以行家的笔调兴奋地写道:“像这样的任意球,大家要求再来几个……”
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几分钟,约尼·莱普眼看就要攻入第二个球,可惜齐马科没有配合好,一次很容易的传球竟白白地传丢了。

比赛重新开始,洛兹队踢得很凶猛,占据优势。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它在自己的场地上进行比赛,而且比分落后。我突然想到数百万法国电视观众正在收看这场激烈的争斗,对我们能否顶住对方的进攻可能存有怀疑。我也想到那些怀疑派的人。他们在欧洲杯赛中,对我在像昔日的斯普利特或基辅,今日的洛兹这样的无情争夺战中的体力散布怀疑论调。在法国队,我在资格赛的激烈争夺中向人们证明过在一场体力比技巧更重要的对抗赛上我能够顶得住。现在,我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我感觉良好,可以说非常好。然而法国队在前半个小时的比赛中即使不能说是吊儿郎当,至少是漫不经心,因此这会儿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坚守住我的阵地,全力以赴地进行拼抢,不让对方队员通过。的确,我怀着不惜任何代价进行防守的激青,甚至倒在地上也要把对方绊倒。这是比赛规则所不允许的。

挪威裁判吹响了刺耳的哨声。
博涅克立刻明白了。他作了一个手势,不去罚任意球,反而让他的同伴继续运球。博涅克毫不含糊地射进一球。这场赛中有赛的争夺使博涅克和我打成了平手。

在我们两个进行了身体和技术上的决斗之后,还有谁最后获胜的问题。洛兹队比我们更盼望获胜,而我们在上半场错过了机会。最后,波兰人明显地占了上风。他们一齐压过来,越来越猛,叫我们难以招架。所有的后卫也都来帮助进攻的队员。他们中间有一名身材高大的队员叫科文尼基,他从右侧冲上来,突然出现在一堆队员中间。
在终场前几分钟,居科维克的大门第二次被攻破了。

幸好比分就停在那里了。我们到底顶住了对方的轮番冲击。但是,由于我们遭到了失败,居科维克十分生气。他认为法国队太松松垮垮,对此大发牢骚。
我呢,我明白了欧洲杯赛是怎么回事。我想,在比赛前,假如有人向我们提出建议,要我们以2:1的比分接受这个短暂的失败,大家可能会闭着眼睛签字的。

但是我应当承认居科维克说得有道理,如果我们踢得稍微认真一点,我们也许会取得比较好的结果。罗伯尔·赫尔班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人们对这场比赛的印象:“同意说‘法国队在比赛中松松垮垮’,但是不同意‘法国队吊儿郎当’这一说法。”
大家都懂得这一教训。

10月3日,在主场进行比赛时,我们为居科维克和罗比牢牢地记住了这一教训。圣太田队以三比零获胜。莱普轻而易举地攻进了三个球。
他留着流行的明星头发,有点荒唐,使人看了不觉好笑。约尼·莱普,真了不起,从足球学校学来的高超技巧用上了……

那天晚上,在圣太田是个足球的节日,就像在盛世过节一样。我们大家在这次盛大的进攻性的“舞台”上尽情地做了表演。
结果:从这次漂亮的足球赛中,从成功和大胆的技术动作中,我们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竞赛资格。

真不容易啊!
14.乔弗卢瓦-吉夏尔的地狱


就这样,事实证明圣太田队又回来了……报道的消息说得很对,公众以前对圣太田队的热爱又苏醒了。祝贺的信件纷纷飞来。

两天之后,我们训练完回到更衣室内,在胜利带来的喜悦中,我们接受了记者快速采访。正当大家忙于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时,我们突然放下话筒和笔,围在一台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旁边。收音机播出的消息把我们的命运交给了下一轮的比赛。
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悬念。

新闻报道员首先罗列了欧洲冠军杯的参赛球队。
刚刚轻取挪威克里斯蒂安森队的斯特拉斯堡队迎战布拉格的都克拉队——另一个客队……
汉堡队、格拉斯哥的塞尔蒂克队、诺丁汉森林队、皇家马德里队、柏林的狄纳莫队和阿姆斯特丹的阿贾克斯队将争夺其余的明星赛。
然后就是足球杯的优胜者之间的比赛。

南特队同布加勒斯特的斯特阿纳队打成平局。
南特队在布列塔尼以七比零大败实力薄弱的北爱尔兰克利弗东维尔队,获得出线权是毫无疑问的。

在这方面还有一些注定要进行无情争夺的着名俱乐部(其中南特队将参加半决赛)。这些俱乐部是:亚斯纳尔、巴塞罗那、都灵的尤文图斯和FC瓦朗斯。又是一些优秀球员……

最后评论员宣布了欧洲足球联合会杯赛。这次杯赛把在各自的锦标赛中取得名次的俱乐部集中到一起。比赛开始时共有六十四个俱乐部。真是一支庞大的队伍。
听到这里,大家一下子静下来了。

那个声音列举了最初的几场比赛:梅格拉巴奇-国际米兰队,贝尔格莱德队-依埃纳,苏黎世格拉索普-伊普斯威奇队……
那个评论员又用平淡和冰冷的声调宣布道:PSV印多文——大家听到这里屏住了呼吸——对圣太田!
真叫人难以相信……但这是真的!

在四年当中,这是绿衣队同着名的阿姆斯特丹阿贾克斯队的继承人之间的第三次交锋。
在四场比赛中,绿衣队已经胜过两次。
圣太田队是荷兰人和他们的教练基斯·利伊凡尔的强硬对手。这个教练身材很矮,带着一副圆边眼镜,样子像个教授。他爱说讽刺话,是五十年代圣太田队的明星。
总而言之,命运喜欢给人开玩笑,作弄人。很明显,弗莱兹的绿衣队和林堡的红衣队之间的交锋不同寻常。

法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种多次交锋似乎成为赛程上传统的,必不可少的东西。

我正想到这里,突然国民的义务使我成为一名应招的后备兵。

10月10日,法国队迎战美国足球队。这是一场无关紧要的比赛。
这是一场友好的回访赛,因为半年前在新泽西州的“巨人体育场”的人工草地上,法国队以六比零一边倒的优势获得了胜利。纽约宇宙队一般在那里进行比赛……
十五年前,甚至在一场为取得世界杯入场券的重要比赛中,法国也只是派“希望队”同卢森堡对阵。

但是在这个星期三,为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比赛,米歇尔·伊达尔戈却把他在高级班的所有学生叫来了。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员呢?
是出于对这位正在加紧学习的对手的恭敬呢,还是简单地为了教训教训它和在荣誉册上多加几个数字呢?

去年五月在纽约,我们曾最大限度地利用“巨人体育场”的人造草坪,炫耀我们拥有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的队员。
在王子足球场的真草坪上,美国队员表现出他们并没有多大长进。法国队甚至只是在半场比赛中打出自己的风格,踢得轻松,表现出集体的球艺和卓有成效。
我们在比赛开始时注意观察这些身材高大的队员。他们跑动很快,拼抢凶猛,但经常失误。

比赛开始后五分钟,巴特奈伊一记传球,我首开记录。
斯特拉斯堡的瓦格纳攻入第二个球。南特的阿米斯攻进第三个球。于是我们准备结束比赛。
另外,半场的哨声就要吹响了,还剩下三分钟。但是美国队员拼命抵抗我们的进攻。他们输急了,开始用肩膀撞人,用腿绊人。瓦格纳扭伤后被抬出场外,然后送到附近的医院里。斯特拉斯堡队的教练吉尔贝格雷斯在同布拉格队交锋之前得知他的右边锋队员不能上场,他会感到高兴吗?“喀嚓!”
我听到“喀嚓”一声,立刻滚倒在地,身穿22号运动衫的一个膀大腰圆的美国队员邦科夫把我撞倒在地,若无其事地走了。我目瞪口呆,疼痛难忍。
太荒唐!这个22号,他不去抢球,专门恶狠狠地盯着我,用目光和手势不断向我挑衅,冲撞我。

我不相信他对我怀有善意。他存心要伤害我。这个家伙在比赛中干了些什么呢?他把两个球踢到边线外以后就把我撞倒在地!而我呢,我要为此停赛两个月,这是肯定的……因此我没有能参加同印多文队的比赛!邦科夫把我踢伤以后面临着被除名的危险。我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我甚至出于同行间的友谊给美国足球联合会写了一封要求宽恕他的信,希望不要把他开除。

这下完了,弗利雅克大夫和让·保尔·塞尔尼按摩师一只腿跪在地上给我进行检查。巴特奈伊和洛佩兹不安地望着我。诊断结果是严重的膝盖扭伤。
我感到很痛。
但是我尤其感到心里难过。
我不得不在三个星期里带着石膏绷带……

再过十五天圣太田队就要在印多文进行比赛了。我是不能参加了。我感受不到沿着前人的步伐向前进的激清了。我不敢肯定在回场赛之前我的伤能好。

赫尔班在埃特拉他的家里接到电话后十分气愤。他拒绝就我的事情进行讨论,要求伊达尔戈直截了当地给予解释。他整夜都睡不着觉。我也没有合眼。伊达尔戈很精,反而先发制人。他利用绿衣队到摩纳哥进行比赛的机会,先去了我们的球队下榻的维斯塔罗旅馆。这家旅馆建在一个海湾之上。

他在那里受到一个“气氛紧张”的接待委员会的“欢迎”。罗热·罗什叼着烟斗;赫尔班目光冷峻;皮埃尔·加洛纳尔大声嚷嚷。

伊达尔戈用简单的几句话为自己辩解:“在斯特拉斯堡,人们向我吹口哨,因为他们声称我不喜欢阿尔萨斯人……在摩纳哥,人们指责我没有挑选埃托利当守门员……而现在又有人想法把我和圣太田队对立起来,其借口就是普拉蒂尼在一场友谊赛中受伤……”伊达尔戈想用一个不能说服任何人的论据为自己开脱:“另外,他也可能在训练中自己摔伤。”很显然,这句话并不假。但是他用这种虚构的东西来为自己开脱既不是时候,也不是地点。

在这段时间里,基斯·利伊凡尔在吹牛皮的比赛中没有损伤他的球员们。他大吹大擂地说他只想到圣太田队……
利伊凡尔想方设法激励他的球员们,因为他们在抽签后有点灰心丧气。他指出对圣太田队的主场赛第一次在印多文举行……他十分相信这类小小的迷信。他也要他的球员们相信这一点。

总而言之,11名下定决心的球员对绿衣队员正严阵以待。特别是印多文队中的老队员,象队长翁·德·居伊朗、守门员翁·贝弗朗或者翁·德·凯尔科夫。他们咄咄逼人,憋足了气,要报仇。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反之,绿衣队和红衣队冤家路窄,交锋必定紧张激烈。我来到菲利浦市体育场。这个体育场活像一个叫人放心的珠宝盒。其实这个宝物像个圈套。荷兰人设好了陷阱来欢迎我们。他们以红衣和红眼睛的“红阵势”来对抗乔弗卢瓦-吉夏尔的“绿阵势”。

“既是兄弟又是敌人”的约尼·莱普从他踢第一个球开始就遭到观众的嘘声。当他踢第二个球时,他的左大腿挨了凡尔克几脚,正好在膝盖上部。第三个球,PSV 的两名防守队员犯规阻挡他。翁·克罗瓦真地让他到医生那里去了。莱普回来时,疼痛的大腿上带着新裹上的石膏绷带。恐吓战术奏效了:莱普只好无可奈何地抬抬受伤的腿。

比赛越来越激烈。
在这种使人感到在大街上打架斗殴式的可恶气氛中,圣太田队被对方攻入两个球。基斯·利伊凡尔微微一笑,使人感到圣太田队完了!
他对自己说过的话和言外之意很快就后悔了。
对PSV的回场赛真滑稽。

在圣太田,受到刺伤的自尊心是一个秘密武器。每个队员都怀着恼恨的心情一天一天地忍受着外界的批评和指责。这些指责已成为看台上批评者的家常便饭。
真叫人难以下咽。
圣太田队很少在失败中这样痛苦地忍受着。拉尔凯率领的球队可能经历过这种情况。三年前,这支球队在基辅败北而归。在第一场比赛失败之后外界有多少轻率的评论啊!对绿衣队的一败涂地和“居科维克跪倒在地”有多少残酷的描绘啊……

绿衣队后来的反击,是大家都知道的。踢得多漂亮啊!
但是那一次要迎战的是斯普利特队,是他们的恶梦。

圣太田队在欧洲杯赛中败北,报纸也以大字标题加以评论,队员们都愤愤不平。那是五年前,1974年,圣太田队由于受到土耳其裁判置人于死地的极不公正的对待,在比赛中被搞得晕头转向,但却没有失掉自己的信心。

那一次也是一个严厉的反击,圣太田队以5:1战胜对手,创造了第一个真正的奇迹。
那一次,拉尔凯、皮亚扎、居科维克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
每天他们都谈论着如何复仇。
每个晚上他们都想着复仇。
每天夜里他们梦见复仇。
他们就此立下着名的誓言:“对斯普利特队来说,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将是它的地狱。”

五年以后,我们又像这些老大哥那样奋起反击了。我们发誓说:“对PSV印多文队来说,这将是它的地狱。”

我身上还带着伤,正在加速康复。伤痛使我变得容易发火。每天上午和晚上,我要去按摩医生那里接受治疗。我的心情很忧郁。而克利斯黛尔在家里以豁达的胸怀默默地忍受着。

罗什托也受了伤,在即将到来的那场重大的比赛之前,他没有希望能够康复。我们两个人经常见面。他拄着拐杖,我拖着一条腿,带着淡然的微笑。我们谈论医生和我们的伤。值得庆幸的是,我得到了好消息:在比赛的那一天,我能恢复健康。

据打进去的第五纵队的情报,我们得知荷兰方面对基斯·利伊凡尔那些嘲弄话的反应。基斯这个戴眼镜的小教授很自信,他相信通过他那几句嘲弄话的威力可以在心理上占优势。他讽刺约尼·莱普的话倒不算尖刻,比方说,在那个郁金香之国,莱普被说成带刺的玫瑰。

荷兰队虚构了一些倒霉受伤的人,利伊凡尔还给添上一些名字,宣布了受伤队员的名单。可是好象出于偶然,这些受伤队员在去圣太田进行比赛之前都能恢复健康。

斯普利特队的南斯拉夫人以他们领先三个球的优势相信他们是几乎不可战胜的。荷兰人——领先两个球——像这些南斯拉夫人一样也非常骄傲自满,以为来到一个被征服的国家。

他们逛来逛去,装作旅游者的模样,到商店买东西,在他们下榻的旅馆的客厅里出出进进,好似悠闲自得的度假人一样。
他们装出一副极有把握的样子。
他们公然表示自己占有明显的优势,简直就是优越感。

事实上是虚张声势。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装模作样,来到体育场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刚把手提包放进右边的更衣室里就出去侦察比赛场地。这支小小的队伍出场激起了一片喧闹声,他们就想凭这个保持集体力量。

他们的挑衅行为也很有分寸,对口哨声报以掌声和微笑,用手指点观众,嘲弄,挖苦。
我们从看台上注视着他们,而他们对演戏式地绕场一周一点也不感到胆怯。

然而各队集中的时刻来到了。刚才我们看到来了一些表情严峻的记者。他们慢步登上通往记者看台的第三台阶。没有看到常去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的记者,没有。他们都是从巴黎报社突然飞来的记者,是来料理头等“葬礼”的。

他们随时准备掏出笔来把我们钉在耻辱柱上。
圣太田队是众目睽睽的对象。这我们明白,我们感觉到了。这是巨人受侏儒支配的命运决战。
这时,赫尔班进行赛前动员。他简明扼要地给我们讲了讲绿衣队的光辉业绩。他还强调了无比忠诚的奥斯瓦尔多·皮亚扎发来的一封电报:“加油!一切都是可能的。回想一下斯普利特和基辅吧。”这是强调同基辅队的那场令人陶醉的比赛。在我们轮番轰击下,苏联队的堡垒终于崩溃了。

精明的赫尔班眯起两只黯淡湿润的眼睛,就像在薄薄的嘴唇间服了一种兴奋计。他对我们说:“我希望你们记住我们的对手侦察比赛场地时的那种傲气。他们好像来到一个被征服的国家。要挫败他们,尤其是叫他们清醒一下,就看你们的了……”
每个人都从他的微笑中看到了他希望我们完成的使命。

然后,居科维克走进比赛场地。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他说的至理明言和经验教训真是个好主意。他把我们召集到他的周围,不管是上场队员还是替补队员。他用沉重和坚定的声调说:
“今天晚上为了取得出线资格只有一个办法,而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压过去。你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要拼抢每一个球,在对方后场造成危险,绝不放松我们的压力。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不遵守这些规定,那将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让我们大家紧密地团结一致吧!”

他立刻证明了我们这个球队是团结一致的,因为他把蒂埃里·奥尔克西亚克找来了。蒂埃里只有十八岁,父亲是AS圣太田队的老队员。他和洛朗·鲁塞是队里最年轻的队员,因此他们上场是接受火的洗礼。蒂埃里从儿童时代起就是俱乐部的孩子。可说是法国的孩子……

“蒂埃里,”伊万嘱咐他说,“绝不要惊慌失措。不要受胜负得失的影响。像平时一样去打,要认真。一旦你丢掉球,不要慌张。你立即回到翁·德·居伊朗前面。你要盯住PSV队的场上核心队员。这是困难的,但这也是一种荣誉。我们大家都信任你。那个居伊朗,你要让他碰不到球。蒂埃里,明白了吗?”

蒂埃里明白就是要这样干。

象所有的队友一样,他是在十八点钟,开球前仅仅120分钟接受训示的。
赫尔班把赌注押在秘密上面。上场阵容如何,他秘而不宣,甚至不告诉他最亲近的朋友和新闻界的密友。

这就造成了一种悬念,使比赛的气氛更加紧张。
利伊凡尔尝不到开玩笑的滋味了。

除了我的队友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我是否真会参加比赛。外面,人们围绕着我的名字下了巨额赌注,谁赢都能发大财。

事实上我有一个月没有在赛场上露面。赫尔班想叫我踢一个钟头。他要我坚持一个钟头(我比他预定的时间多踢了十五分钟),然后,由洛朗·鲁塞替换。他原定要住十四个月的外科医院,半路上逃了出来!鲁塞是皮埃尔·加洛纳尔的一个新发现。在他十三岁时,加洛纳尔就吸收他入队,让他的父母签订了一个保证合同。这件事情曾引起法国足球联合会负责人的议论。

正当他含苞欲放时,突然在法国少年队的一场不幸的选拔赛中他的膝盖受了伤,几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对于一场胜负无所谓的友谊赛来说,这场选拔赛是多余的,就像法国队和美国队之间那场毫无意思的比赛一样。
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受了14个月的苦。

在更衣室里,我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说:“不要做无谓的跑动,不要太拼命。在十七岁这个年纪,又在受过痛苦和操练治疗之后一年多,你没有足够的精力,也没有必要的潜力来缓和这么长时间不活动带来的身体衰弱。你要用技术来补偿。想着你的位置,始终想着你的位置。”

“洛洛”是个很有教养的孩子。他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表示他明白我的意思。
其他人并没有笑。

约尼·莱普就没有笑。他在反复思考客场比赛中令人烦躁的情景。他在那里踱来踱去,反复地做着最基本的动作,例如系鞋带这样简单的事情。

另外,约尼也烦恼不堪。在印多文的冲击疗法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并且一直在影响着他的情绪。他也为荷兰新闻界的偏见评论感到恼火:他们起劲地要他为暂时离开荷兰队付出高昂代价。大家都用同情的话语或友好的手势向他保证我们信任他,鼓励他去报仇。

但是,斗志最昂扬的要数拉利奥。
自从在印多文回到更衣室后,他的情绪一直是这样。在那里,当着众人的面,他说话非常强硬。“这些荷兰人,”他愤怒地说,“让他们等着瞧吧!”
他一直忿忿不平。

早在斯特拉斯堡,圣太田队以一个有争议的球而输掉后,他想到即将到来的比赛,大声地喊起来:“印多文,等着吧。我们一定打败他们!”

对他来说,那次尼科维克被攻入一个有争议的球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思想现在只是围着PSV而转。在昂热也是这样,一场平局(3:3)被看作是一场预演。正是怀着一种使人看到双方有重大纠纷的严酷的冷漠态度,两个球队在靠近更衣室的地下走廊里排成对峙的阵势。双方队员随随便便地握了握手,眨了眨愤怒的眼睛,擦肩而过,互相之间谁也不看谁。

已经开球了。正当荷兰人站位置的时候,拉利奥接到让·玛丽·埃利的传球,打开了可恶的荷兰队的大门:比赛才2分57秒,圣太田队以1:0领先!

接着是第二次开球。

当荷兰人把球传到勒内·翁·德·凯科夫面前时,洛佩兹坚决地把球抢过来传给守门员居科维克。守门员开球后,站在中心线附近的瓦尔克抢了回来。在他控制球的时间里,我扑上去。他企图越过我,但是莱普挡住了他的去路。瓦尔克被夹在中间,只好投降。莱普已经冲到离对方球门三十米处,突然加快速度,越过PSV的一个防守队员,又让第二个防守队员扑了空,并且成功地来个“小搭桥”。我赶紧跑过来。莱普射门,但是球被挡了回来。球落到我的右脚边。我一记果断和准确的射门,使翁·贝弗朗措手不及。3分42秒时:2:0!

一群身穿绿色运动衫的队员向我扑过来,把我团团围住。我从人群中挣脱出来,翁·贝弗朗始终跪在地上,就像一个倒在地上的拳击手被数到八那样,快要爬不起来了!

桑蒂尼跑到离对方球门二十五米处,把球传给从左翼包抄上来的法利荣。法利荣把球传中。PSV的三名防守队员惊慌失措地同时冲过来阻挡。我不顾由钉鞋组成的真正的钉耙阵,来了个掩护,球以弧线转到了桑蒂尼的脚下。他左脚打门。4分52秒时:3:0!
连续攻入的这三个球先后相隔不过144秒钟。

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历经欧洲的一切暴风雨幸免于难,这次却摇摇欲坠了。
欧洲的电台和通讯社的电报相继发出专题急电、快讯报道和闪电式的公报。

PSV的威风给打下去了。它的队员们一个个缩起了脑袋。面对我们,面对他们用手指指划划的观众,他们感到无比的羞惭。但是对他们的教训并没有到此结束,还有惩罚在威胁着他们。

比赛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得到一个25米的罚任意球的机会。这等于在锻炼我的风格。我用右脚很准确地击球,把翁·贝弗朗钉在他的网内。

我感到极度的兴奋,以至于忘记了医生叫我小心谨慎的劝告。我几乎感觉不到我的脚在抽筋。这才想起我刚刚康复一个月。正好让洛朗·鲁塞上场来接替我。他也是奇迹般地康复了。

他是在第七十四分钟时进入比赛的。观众在看台上关心过他康复的情况,向他热烈欢呼。洛朗攻进一球,庆祝自己的归队。必须如此!

比赛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
PSV好像已不存在。“会飞的荷兰人”掉了下来。
约尼·莱普这个从道德上和精神上进行报复的最后象征者射了最后一个球,不过他脚下留情了。
我们回到更衣室后感到飘飘然。

利伊凡尔的球队在绿色浪潮面前像荷兰的沿海圩地一样被淹没了。
这个绿色的浪潮势不可挡。

在绿色的夜晚,我和克利斯黛尔分享着胜利和不可战胜的美梦。
在速成进修四个月中,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圣太田队传奇故事的感染。这些传奇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这是绿衣队的复兴。
这是一个球队的诞生。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对我们来说,那是在1980年3月5日。我们首先战胜了萨洛尼克队。克利斯黛尔同帕梅拉·桑蒂尼和菲菲亚娜·勒普利尼一起去观看了比赛。她们两个都是克利斯黛尔的步行锻炼身体的女友。在圣太田,她们都接受我们的急救医生的妻子——弗利西埃夫人的指导。在此以后,我们在梅格拉巴奇队面前缴了械。这个队夺得了向往已久的奖杯——欧洲足球联合会杯。这对我们真是一记耳光(4:1),最后成为看台上观众的笑柄。

那天晚上,乔治·马歇和弗朗索瓦·密特朗为圣太田队感到沮丧。对争取民众选票的人来说,在民众集绘的讲台上,即,在人民用声音来决定一切的场合露露面那是很有风度的。马歇咧着大嘴笑,活像在“儿童动物剧”中那样。他说:“如果弗朗索瓦·密特朗不在这里,如果我单独来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我们准能赢!”

幸好,我们绿衣队还要赢下去……即使政治家不来抬高足球赛的身价!
15.交易所行情和卖座力

1979年年底,圣诞老人在世界足球明星可爱的鞋子里放了一个以招标为形式的消息……
这个消息来自意大利。

职业俱乐部的那些热情洋溢的,但长期以来又相互仇视的主席们这一次几乎一致地达成一项协议。十六人中有十四人(堪称全民表决)要求增添新鲜血液。他们的信条是:“给国外最优秀的球员打开边界。”

他们利用了意大利足联主席阿特米奥·弗朗奇的一次电视讲话。他身材不高,但是说话声音很响亮。他在一次记者采访中大声疾呼:“我们踢得很糟糕。我们的足球失去了它的特点。它患有危险的贫血症。另外,它不吸收任何先进的东西,既不吸收荷兰的打法,又不吸收南美的打法。在体育场内已没有激动人心的场面和精彩的表演。必须改变我们的精神面貌。”

俱乐部的主席们和技师们立即响应。他们立即钻这个空子:“为了有上乘的表演,让我们招收那些能进行这种表演的球员吧。这样的球员,国外比我们多。”
因此,在向国外金鞋奖和银鞋奖球员们关闭了十五年的大门之后,意大利准备开始在欧洲(和全世界)招收外籍球员。

这件事足以使投机活动猖獗起来。甚至在足球联合会理事会在罗马批准俱乐部的主席们的愿望之前,体育报纸就以大字标题哄抬足球明星的身价。这使交易所的报纸十分嫉妒。

专栏编辑弗鲁奇奥·伯尔贝尼从米兰确定了“牌价”。他有点过早地宣布“国际米兰队事先看中了普拉蒂尼”,并且把我的价值排在意大利“足球交易所”的第八位。

按照他的看法,我价值15亿里拉(合750万法郎),同英国的中锋加利·贝特尔处于平等的地位。贝特尔被布利昂·克鲁格花了很少一点钱就抢走了。克鲁格是诺丁汉郊区的“奇才”教练。

在我和贝特尔前面的有六个人。

巴塞罗那队的奥地利中锋克兰克尔。1978年,他获得“法国足球”欧洲专家们评定的金鞋奖。他的价码是18亿里拉(合900万法郎)。
然后是克兰克尔在巴塞罗那队的队友、丹麦人西蒙松。他的价码是22亿里拉(合1100万法郎)。
在西蒙松前面的是马里奥·康普斯(23亿里拉)。他是阿根廷世界杯大赛着名的优胜者。

其次是以冲刺着称的济科。他是弗拉门戈的卡利奥卡队和巴西的核心人物。他的崇拜者很谦虚地给他送了一个绰号:“白人贝利”。意大利给这个人的开价是惊人的:30亿里拉(合1500万法郎)。

意大利给马拉多纳的价格更高,但是阿根廷当局坚决不放他走。而西班牙很想用以美元市价计算的比塞塔超越意大利的里拉。目前按照米兰人的看法,他的价值为35亿里拉(合1750万法郎)。

人们可能认为马拉多纳会使银行界感到恐慌。不,一点也不会。假想交易中卖座力最高的人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意大利人——保罗·罗西……在赛季间隙期,他由一个很不引人注目的维桑扎队转到一个小小的贝鲁兹队,使人感到头晕目眩。为这个长期合同(意大利足球俱乐部不得不以巨额赎买这个合同),成交额是50亿里拉左右(合2500万法郎)!

对渴望开放边界的俱乐部负责人来说,这笔小小的财富可能会起很大的作用。大家认为那些公认的有高度名望的外籍球星的到来可能会使意大利俱乐部之间的转移球星的费用降至较为合理的数额。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在一篇既吸引观众又可靠的文章中,我清楚地发现我自己的价值排在作为基准的罗西和他的争夺者的后面。
我比一件豪华的罗多玩具还要值钱。真是太好了!
排在我后面的还有获得过最高称号和级别很高的球员:象基岗——他先是利物浦队的超级球星,后来又成为汉堡队的超级球星,他还是英国队的队长;象鲁梅尼格——他是拜仁慕尼黑队和班德斯利加队的光彩夺目的明星;还有他的同胞和队友汉西·米莱尔(斯图加特队)、迪代尔·米莱尔(科隆队)、曼弗雷德·卡尔茨(汉堡队)以及阿根廷人帕萨雷拉——他同康普斯一起获得过世界冠军……

虽然我没有很认真地看待这一切,但是这个非正式的国际分级使我很感兴趣。它尤其使我想到我在阿尔卑斯山的那边所受的尊重。
就象一个好消息绝不会单独到来一样,法国舆论研究所——法国着名的民意测验机构——献给我一份非常可观的礼物。

这个机构的一份报告依据是1757次采访(比理想的有代表性的一组调查对象还要多)。这些采访是于1979年12月18日至27日在有代表性的十五岁和十五岁以上的法国公民中进行的。他们声明他们经常或比较经常地观看法国的足球锦标赛。

就像公民投票一样,调查时只有一个问题:“按照你的意见,在这一年中,谁是最佳的职业足球运动员?”

回答问题也采用全民表决的形式,回答是多种多样的。第一名是米歇尔·普拉蒂尼,得票百分之五十四。这是总统选举中候选人梦想的记录!

第二名是扎根于南特俱乐部足球事业的亨利·米歇尔(得票百分之六)。为了证明观众对绿衣队的热爱,在前五名中就有四名圣太田队的队员。洛佩兹、齐马科和罗什托也在数字统计搜集者的光荣表上。

当然,这种测验只是一种游戏。就象对米兰报纸的“交易所研究”没有给予重视一样,我对这种测验也没有给予更多的注意。不过这项研究引起很多赞扬性的评论。首先是阿尔贝·巴特的非常精辟的分析。巴特被认为是法国足球最完美的人(他是国际级球员,当兰斯和圣太田取得最初的辉煌战绩时,他是这两个最佳球队的教练,后来又当过法国队的教练)。现在他是讲师和作家。

巴特向法国舆论研究所的民意测验的发起者《足球周报》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并对《足球周报》的档案资料进行深入研究。他用富有表现力、讨人喜欢的笔力深刻而雄辩地再现了从迪·斯蒂法诺到约翰·克鲁伊夫这些足球名将的业绩。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其中还有弗利兹·瓦尔特或梅阿扎。
在国际足球的奥林匹斯诸神中,我的肖像第一次进入先贤之列。

巴特走过法国足球的一切道路,在欧洲和世界上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回忆了曾照亮过我的童年的那些足球巨人:迪·斯蒂法诺(世界最佳足球运动员)、普斯卡斯(他只用一只脚就什么都能办到)、贝利(足球王,不仅是球员、更是足球大师)、科帕(举世无双的盘球,令人惊讶的比赛视野)。然后,他又回顾了我自己认识的排在球星前列的那些人:克鲁伊夫(优胜足球的象征)、贝肯鲍尔(粗犷和细腻相结合的典范)、基岗(在汉堡和利物浦的光彩夺目的球星)。

巴特在作为南特队经理的短暂的过渡时期内认识了我。克洛德·居尼像一位精心管理幼苗的植物学家一样在关心我的成长。他在向巴特介绍我时说:“我们有一个年轻人,他叫普拉蒂尼。他一定会成为一个超级球星!”

巴特认识我的父亲阿尔多。他是通过他的弟弟认识他的,因为他弟弟经常和我父亲在一起赛球。他对我很感兴趣,特别是曾经在兰斯当过他的得意门生的罗热·比昂托尼又成为我在南锡的老师。比昂托尼谈到我时说:“那个孩子是个打不倒的队员。”在他的口中,这句话意味深长。

在巴特看来,从比昂托尼到普拉蒂尼,这实际上就是接班……
阿尔贝·巴特在离开南锡后的几年当中一直是位忠诚的观察家。他热忱地叙述了他认为我具备的长处:
“米歇尔足球生涯中的黄金时代也许还未完结。我们可以毫不失误地说,他属于大球星之列。他也敢于创新、探索和另辟蹊径。他技艺高超,而又体格强健,尽管表面上看不出来。他已经掌握用一种罕见的材料铸成的锐利武器。这就是在比赛中视野宽广和运用自如的高超技能。在我看来,普拉蒂尼的长传是我看到的最好的长传。”

只要一种评论有点象是正式引用别人的话来说明自己的某种优点,有人就会站出来说“别吹了!”这样的赞扬,在绝对严厉、中立的纯粹主义者来看,可能有点夸张。我自己在这里予以转述也感到有点不自在。我之所以这样做,那完全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在圣太田队达到了我足球生涯中的转折点。就是说,我从一个得到公众承认和重视的球员随之跃入人们抢夺的球星之列。

巴特从这些评价中得到一种坦然的满足。我也完全接受六十年代最伟大的法国人雷蒙·科帕友好而严厉的忠告:
“一个非常伟大的足球运动员”科帕通过新闻渠道公开地对我说,“他应有能力在十场比赛中取得六场重大比赛的胜利,三场踢得比较好,只允许有一场技术发挥失常!”
在这位严厉的兄长的教导下,我向1980年进军了。

我不喜欢成为一个让别人揣摩不透或引起误会的人,因此我公开声明:几代人之间面对面地、光明正大地进行决斗不会使我感到不高兴。

我得到了答复,不过这个答复是以雷蒙·科帕签字的十点问答式的形式出现的。
他对我的答复“是的,但是”特别强调了一年半以前在阿根廷举行的那届世界杯大赛。很令人失望,法国队把对那次大赛的回忆几乎全给损坏了。他象1978年夏季我们所有的观众一样,把这个责任归咎于我。

在我幼年时(当时我只有四岁),有一天科帕路过热福,到我家里喝咖啡。他曾轻轻地拍过我的脸蛋。这一次,他用众所周知的直率态度给我写道:
“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我十分喜欢你,喜欢你的天资、喜欢你的球风。尽管这样,我还是要非常友好地责备你。为什么没有常性?为什么忽高忽低?为什么会有这一系列的时起时伏的比赛?在阿根廷,你对我说过世界杯大赛对你是个节日。是的,但是世界杯是要经过激烈争夺才能得到的。然而,我想到你没有真正踢好……”
科帕最后以这个简短的格言式的语言说:“我对你失望了。”

我虽然在感情上受到刺伤,但我是真诚的。我的回答一半是坦率的,一半是内疚的。很显然,面对法国唯一的获得过欧洲冠军俱乐部杯和瑞典世界杯第三名的科帕,我感到自己是个孩子。但是我决定为我的无辜进行辩解。我用简单的几句话和简单的道理反驳几句:
“固然我可能在那里犯过错误。但是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决赛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保加利亚争夺出线权。其他一切有点象一种酬谢。人们没有详细地介绍我们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这届世界杯大赛。但是你知道,我只有22岁,要意识到这一点,总是深思熟虑是很难办到的(……)另外也不应当掩盖事实。我没有多米尼克·巴特奈伊那样的体质。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有时坚持不住。但是我认为我在这方面有了进步。我已经成熟了。”

1980年的冬季对我来说是阴郁的。我一会儿受到赞扬,一会儿又受到批评;一会儿受到祝贺,一会儿又受到指责……

圣诞节交易所的牌价、无旦那一天法国舆论研究所的惊人的事件、一月份巴特签名的激动人心的信件、二月份科帕友好的批评、三月份在梅格拉巴奇队面前失利后的警告以及现在的这个背后的攻击……

这支暗箭来自里昂的一家地方报纸。这家报纸以引起轰动的独家新闻的方式大喊大叫:“普拉蒂尼每月挣16万法郎”。这则抢先刊载的独家新闻是小人们干的,然后新闻社,电台……电视台相继加以宣扬!

当时我们正好在巴黎进行比赛。这则小小的丑闻激起了人们的激动情绪。46000名观众涌进了王子体育场观看巴黎圣日耳曼队和圣太田队之间的比赛(2:2)。

整个足球场都在谈论这一荒谬的数字。
有人在看台上嘘我,在幕后争论不休。

正象去年夏季一样,当我在圣太田放下手提包,我感到在我经过的路上人们的目光在回避我。当时人们把我当作一个贬义上的球星来看待,因此偷眼观察我……人们还没有马上转为友好。

而现在,只要有人不合时宜的出言不慎,甚至怀有恶意,我就感到周围的气氛急剧改变。隐隐约约有一种怀疑笼罩着。

罗热·罗什也清楚地感到了。他立刻预见到运动员和球迷之间的关系可能恶化。他雄辩地澄清了事实真相,不容置疑。

“AS圣太田队对新闻界散布的有关米歇尔·普拉蒂尼的?资工?(每月16万法郎)的消息感到惊讶和难过,对电视台广播大肆宣言这些消息感到惊讶和难过。这种消息纯属捏造。它只能损害运动员、球队和俱乐部的声誉。正是因为这个缘故,AS圣太田队经球员们同意,在此声明为队员们和俱乐部之间的合同规定固定?资工?为每月六万法郎。在这个?资工?的基础上再加上参加比赛和比赛结果的各种奖金以及由俱乐部经营的商股和广告股份方面的各种分红。所有这些奖金都毫无区别地分给俱乐部全体职业球员。这份公报中提出的固定?资工?来自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已送交职业足球组织要求批准。大家都可以去核对。”

这件事情酿成了一场风波,很可能会留下痕迹。对我来说,遭了暗箭之后是消沉。

当我遇见伯尔纳·比沃之后,得到了一点自我安慰。比沃主持娱乐性的“文艺评论节目”。他主持的电视节目使文学进入电视明星的圈子。多亏在“流行”节目中描绘比沃形象的热纳维埃夫·多尔曼,我才知道他在业余时间想些什么。多尔曼写道:“比沃的幻想是穿上一件十号运动衫,就是普拉蒂尼的那一件,也就是决定比赛的方向和胜负的那个足球运动员的运动衫。”总而言之,这就是伯尔纳·比沃在“文艺评论节目”中扮演的角色。

如此热烈的愿望必定导致一次正式的会见。这次会见是在“窗口”电视节目的摄影机圆圆的和贪婪的镜头下进行的。我作为初上电视的人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摄制的导演是让·保尔·若德。他已经拍摄了一部关于多米尼克·罗什托的短片。这部短片再现了罗什托在圣赫安他的家里,在弗莱兹的山丘上,在埃托尔他父母家里,在夏朗德牡蛎园中的情形。站在舞台右侧的罗什托吸引了一批新观众。这些观众对明星们的日常生活很感兴趣。若德也想为我拍这样一部短片。他想把眼光放远一点……

友好的比沃谈到了诱人的?资工?轶事。他说:“最好去谈谈他进球的数目,不要谈论他的存款数目。”

当他到我家里来拜访我时,他也发现我和克利斯黛尔同洛朗一起过着一种幽居的生活。他感到我们除了同俱乐部打交道外不同任何人来往。自从我们安家之后这倒是真的。
于是比沃认为最好把情况说明一下:“普拉蒂尼同圣太田队签订了两年的合同。在他家里,墙上没有油画,地板上没有地毯。房子不象个永久的家,倒象是暂时的住房。”

我可以想象坐在电视机前的罗热·罗什听到这话后那副吃惊的表情。比沃本是圣太田队无条件的支持者和绿衣队的熟人,不过,弄得不好,他是会怂恿我换个球队……
16.在汉堡的辉煌胜利


我与绿衣队签订的合同才过了一半的时间,因此我始终是圣太田队的队员。从理智上讲是这样。而且我的心亦复如此。尽管我一直想念南锡队和我的朋友们。
巴蒂斯东的到来在这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和巴蒂斯东出生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以同样的速度取得了我们的进展。

我们两个是在洛林的足球邀请赛中互相认识的。
我们差一点一起穿上FC梅斯队的紫酱色运动衫。
我们一起参加过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我们曾一起参加过米歇尔·伊达尔戈的选拔赛。

而现在,我们又一起穿上了圣太田队的队服。克里斯蒂安·西纳海尔曾多次向他夸耀过这个队的队服。西纳海尔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以后又成为梅斯队中场的主力队员。
去年五月,在赴莫斯科进行比赛之前,我和巴蒂斯东一起来到法国队。我们之间真正地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在施弗罗兹山谷的门户若依-约萨,我们住在一家庞大的旅馆里。旅馆象是一个培训生气勃勃干部的场所。济齐埃在他的“生活侧面”一书中回忆了这种培训,并提出了批评。

蓝衣队的管理员分配钥匙。巴蒂斯东又分到同我在一起。真是无巧不成书。
就是在那里,我们悄悄地谈起了转队问题。前一天,在5:2战胜巴黎圣日耳曼队的一场重大比赛中,他踢进两个球。这是在锦标赛结束以前的两天,也是巴蒂斯东身穿梅斯队运动衫最后一次露面。

巴蒂斯东扎根于他的洛林,是个有义务感的球员,但是他不能为了挽救他那个受到降级威胁的俱乐部而忍辱负重。
比赛还剩下最后十分钟。
当梅斯队和巴黎圣日耳曼队还处于比分相等(一比一)的时候,比赛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巴蒂斯东在给我叙述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终场比赛时还显得十分激动:“当时西纳海尔命中一球。当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时,我们以2:1领先……我心想:‘现在必须压上去,冲到对方的腹地。’于是我从后卫防线上冲过去,在对方的防区内拼抢。我攻入一球!以3:1领先,这等于赢定了。在最后七分钟内,我们是不会让对方赶上两个球的……观众的情绪十分激动。到处都有人大喊大叫。特别是费尔南德斯忙中出乱。攻进自己球门一个球。这时观众喊叫得更凶了……还有最后五分钟,这一次我们以4:1领先。

可是,我们还想进球。
在经过赛季的挫折之后,我们象饿极了似的渴望多踢进几个球。我们继续发动攻势。我们进攻的速度太快,操之过急……结果适得其反,被对方扳成4:2。真不应该……不过没关系……我继续冲进去,随着开球,我跑到对方的球门区,又一脚破门:5:2!这时裁判吹哨宣布比赛结束。我兴奋极了。简直还可以再踢一场。我终于实现了让观众有节奏地呼喊我的名字的愿望。观众们要求我绕场一周。我感到我要倒下去了。老兄,这时候我再也憋不住了。

是的,我哭了,就象我小时候在塔朗热那样。”
巴蒂斯东由于受到观众一致的欢迎而感到有点心神不定。然而他还是离开了他们。他到圣太田队找我来了。他深信这个俱乐部对每个球员来说就像是法兰西学院。
我们艰难地结束了这个赛季的比赛。

象巴蒂克·巴蒂斯东一样,我也可以向他详细描述一下在我们上一场比赛中踢进的五个球。不幸,这五个球是被我们的对手……波尔多队攻入的。
这次惨重失败使我们确定无疑地跟不上神圣的冠军——FC南特队了。
今年欧洲杯已经无望,然而我们在欧洲足球联合会杯的比赛中还是出了线,因为我们牢牢地取得了第二名。这比彩票中的安慰奖要好些……

这足以使巴蒂斯东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他在23岁时还在争取他的第一个称号。巴蒂斯东急于穿上代表希望的绿色运动衫同我们在一起。他立刻委托我在圣太田给他找一个讨人喜欢的房间。克利斯黛尔马上热情地去找房产经纪人,还仔细阅读报上的小广告。除非我们的房间立刻腾出来,否则……实际上克利斯黛尔为我们找到一座要出租的漂亮的小房子。这座房间有花园,在埃特拉高地上,就在城门口附近。在等待搬家把傅利埃尔大道的房子让给巴蒂斯东期间,他临时住在科尔利的单间公寓里。科尔利是一个要搬走的实习生,他的房子正好在我们房间的下面一层。

新的赛季开始了,每一轮比赛都象过刀山似的艰难,而且必须一开始就战胜对手。

没有闲情逸致同克利斯黛尔一起尽情地欣赏在马提尼克岛度过的三个星期的假期。那真是名符其实的假期。洛朗(十八个月)留在他祖父母家里,这是情人在度假。
就象以往那样,我的体力很不容易恢复。
我不是一匹负重马,但是我也不是一匹纯种赛马。
要恢复我的竞技状态是需要时间的。

例如在波尔多,我们一开始就碰了一鼻子灰。我发挥完全失常。圣太田队彻底被淘汰。0:3!象去年五月我们在纪龙德没有成功一样。

在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我竭尽全力同尼斯队拼抢,以挽回我们的损失。那天晚上真奇怪,我所有的任意球都没有成功。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最后的一个任意球。说真的,那是一个很关键的球。这个球使我们赢得了胜利(3:2)。尼斯队的队员布伊科维克十分气愤。他指责裁判给我们这个最后罚球的机会说:“他想看看普拉蒂尼射门!”这是真的,要是我射不中这个任意球,我就是不可饶恕的了,因为这是我的特长。

我的特长是面对球门罚任意球,但是要偏左一点,在二十米处……在这种情况下,我用右脚击球,球绕过人墙,一般会从横梁下面进入网内。同尼斯队进行比赛时就是这种情况。守门员勒依干瞪眼发火。

在罚点球时,我原则上本应该再一次地把勒依打翻在地。这是我掌握的一个特长,因为这也是训练一种风格。可是在罚这个球时,我运气欠佳。在我走到球门前罚球时,巴蒂斯东认为应当悄悄地告诉我:“我非常了解勒依。当他在梅斯队进行比赛时,他总是扑向他的右边。”我把球射向他的左边,但是勒依扑向左边,把球挡住了。巴蒂斯东,谢谢你别再出这样的馊主意了……

整个晚上我都叫巴蒂斯东在餐厅里蹲“禁闭”。但是,克利斯黛尔用她那明朗的微笑结束了这件事:“喂!这个点球,你踢得太软了,是不是呢?”
真叫人哭笑不得……

在巴斯蒂亚的那场比赛(我们以1:2失利)尤其使我们哭笑不得。这场比赛踢得相当艰苦。
裁判沃特洛先生就住在我们这个旅馆里。他把马什奥尼驱逐出场,因为他多次侵犯帕加纳利——我们队年龄最小的队员,我们的流浪儿。他是一个不要命的队员,火爆得很。当马什奥尼被罚下场以后,我把帕加纳利拉到一边,告诉他如何挡住对方的侵犯而又避免过多地持球。每当洛朗开始运球,他就受到对方的拦截。总是在离球门四十米的地方争夺最激烈,因为这对对方没有什么危险。今天晚上,帕加纳利遭到对方钉鞋的无情攻击后可以估计到在这个区域拼抢时存在的危险……

沃特洛先生好像很满意他的这场比赛。
的确,在巴斯蒂亚,在弗利亚尼这样紧张的气氛中出示红牌并不是任何裁判都能办得到。

但是他没有夸耀我们攻入的一个球,在终场时由于一次假想的越位,他拒绝把这个球判给我们。让·弗朗索瓦·拉利奥对这种不公正的判决十分生气。他毫不犹豫地想让他清醒一下。“凶手”实际上是他的助手,一个名叫科莱尔的人证明我们该清醒一下……
这个科莱尔是个老熟人了……去年在斯特拉斯堡,他把一个球判给了阿尔萨斯人,尽管居科维克在线上扑住了这个球。

伊万认为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为此他交还了他的队长袖章!
不管有没有科莱尔,我们从科西嘉空手而归。

我们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三场比赛两场失利,圣太田队已不再是原来的圣太田队了,观众开始愤怒了。
观众愤怒是有道理的。去年,在我们同梅格拉巴奇队的比赛中不光彩地被刷掉后,我们已经注意到绿衣队的“第12个队员”情绪下降。这“第12个队员”在看台上使尊贵的客队队员胆战心惊。
然而,尼斯队最近前来嘲弄我们的观众。这一切对我们都十分不利……南锡队首先为我们的动员付出了代价。我参加了比赛并取得了胜利(4:1),这仅仅说明了观众在比赛中所起的作用。

克鲁德·居尼总是那么严厉。当我们在更衣室里相互碰见时,他总是不痛不痒地对我说一句“早安,晚安”。好吧,他得到了早安,从振兴起来的整个圣太田队那里得到了早安……从那以后,我们的胜利接踵而来,因为欧洲杯赛来得正是时候,可以使这些胜利变得更加辉煌。在这个时候,居科维克宣布他要最终地退出足坛,在这之前,我提到过他要辞去队长的职务。

我们是同居科维克在一起,揭开绿衣队伟大业绩的整个一页的。

同斯普利特队的比赛,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同基辅队的比赛也是这样。尤其是在同印多文队的比赛中,在通往格拉斯哥的胜利道路上,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居科维克是守门大师,他以自然而然形成的威信和足球大家的气派防守坚不可摧。他离开了足坛,留下堪称楷模的光荣纪录:为圣太田队参加过460场比赛;他在整个的足球生涯中,参加过1200多场比赛。

当然居科维克不会卷起铺盖走掉。他也善于扎根在圣太田的风光中。他的智慧和豁达使他成为罗伯尔·赫尔班的无可比拟的顾问以及培训卡斯塔涅达和杜加利克的教练,卡斯塔涅达是接班守门员,杜加利克是另一个南斯拉夫人,早已是他的替补守门员。
居科维克将不把他的名字写在1980年至1981年赛季的纪录册上。

居科维克已经经历过各种比赛,并且做过巨大的贡献,他的名字是同其中的三次纪录联系在一起的。

头两次固然属于轶事之类,不值得在回忆录中出现,但是,正是这种小事一砖一石地建造了伟大的传奇事迹,仅仅让它们沉睡在统计数字册的最后面是不可能的。这里讲的就是我们在同居奥皮奥队的芬兰人比赛中取得的两场胜利。

这是两次盛大的比赛:9月17日在客场比赛中我们以7:0击败对手;10月1日在主场赛中又以7:0取胜。

实际上这两场极其轻松的比赛使加尔东——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祝贺他加入圣太田队——和巴蒂斯东这两个“绿衣队”中的新手,站稳了脚跟并奠定了他们的威望。这对加速新队员的适应情况,建立有效的防守,使进攻队员放开思想进行比赛都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在对圣米朗的苏格兰人的粗野比赛中,我们越过了下面的一个阶段:那就是在激烈的对抗前我们得到了锻炼。

1980年11月26日来临了。

在我整个的足球生涯中,这个日子有点奇妙。比一年前PSV印多文队在圣太田溃不成军的11月7日那一夜还要奇妙。

11月26日圣太田队要在汉堡进行比赛。

汉堡是德国北部最大的城市。象阿姆斯特丹一样,汉堡是一个港口,那里有茶花女和炸土豆片,有海员和卖唱艺人。
汉堡和阿贾克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克鲁伊夫没有在汉堡赛过球,但是提起基岗,大家还记忆犹新。这个英国人使德国的冠军变成了欧洲的冠军。

快帆式喷气式飞机载着我们从圣太田飞往汉堡。在飞机上,克利斯蒂安·洛佩兹打趣地对我说:
“米歇尔,你在想什么?”
“什么也没想。”
“撒谎。”

克利斯蒂安说对了。他知道,德国队的技术指导汝普·德瓦尔六天前在汉诺威率领德国队打垮了法国队(4:1)。我是法国队的队长,对这个败绩一直耿耿于怀。

其他的圣太田队的队员也参加了这场令人诅咒的比赛。这使某些人说起了风凉话:“德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德瓦尔喜欢嘲弄人。他一头白发,戴着圆边眼镜,活象基斯·利伊凡尔。他对我投井下石地说:
“普拉蒂尼?他是一个率领军队作战、在后面用望远镜督战的将军。”
真受不了,真受不了……实在受不了。
到达汉堡后,我反复咀嚼这句杀人不见血的话。

不仅仅我一个人在仔细盘算如何报仇,整个圣太田决心在汉堡为一年前在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在梅格拉巴奇队面前遭到侮辱报仇雪恨。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

在法国杯赛中,面对乙级队图尔队,圣太田队遭到了可悲的失败;而在德国杯赛中,汉堡队却以11:0(十一个球啊!)摧毁了它那个微不足道的挑战者。
圣太田队受到了精神创伤。

首先是约尼。他已经经历了几次这样的精神状态。他沉重地拖着钉鞋,心里产生了怀疑。去年,他说过在圣太田队感到厌烦。他的身体条件很好,但是心不在焉。可能是为了驱散他的悲观想法,他试着唱歌,唱了一段时间。
约尼在荷兰的选拔赛中落选了……

他感到懊恼。幸好有一位善良的天使在关心他。这位天使就是皮埃尔·加洛纳尔。晚上,在同汉堡队比赛前的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大家都集和在机场附近一家汽车旅馆里的一间单独的客厅里。我们刚吃完晚饭。突然电灯灭了。在漆黑的客厅里,插在一个巨大的蛋糕中央的29支蜡烛闪着亮光。

加洛纳尔秘密地组织队员们搞了一个大合唱:“约尼,祝你生日快乐!”约尼不知所措,只好一口气吹灭了象征他生日的29支蜡烛。

约尼很受感动。在我们热烈的鼓掌声中,他立下誓言:“明天,我豁出去了。我一定踢出个样子。”
一个举动一句话就足以创造一种气氛。
我们略感宽慰地睡觉去了,但并没有放下心来。

无论在汉堡城内还是在法国,没有人对我们极少有可能取得的胜利抱多大希望。蒂埃里·罗朗认为我们能1:1踢平,这样面子上也过得去。伯尔纳·比沃希望为了荣誉能以2:1取得胜利。

下午,我同洛佩兹和卡斯塔纳达躲在一个房间里用纸牌游戏算一算我们的命运。我们用这种办法来忘记即将开始的比赛。

卡斯塔涅达在扣上他的手提包时感到心慌意乱,因为他的运动衫找不到了。可能是“窜旅馆的小偷”干的,更可能是一位盲目崇拜的收藏家干的好事……他急急忙忙去打电话,要服务台赶快要一辆出租汽车。加洛纳尔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去寻找一个体育用品商店。克利斯蒂安·洛佩兹陪同他一块去了。这次紧急远征中,一个带回来一件按尺寸买的运动衫;另一个带回来一个颇具地方特色、极其漂亮的队长袖章,袖章上用德文印着威严的:“队长”二字。

克利斯蒂安·洛佩兹佩戴“德国”袖章,带领我们的球队出场了。有六万个座位的,巨大的飞船式的人民公园露天体育场顿时欢声雷动。居科维克是卡斯塔涅达的老师和顾问。当他看见卡斯塔涅达时,向他眨眨眼表示鼓励。两天来,“居科”像母亲一样关怀“卡斯塔”。他让卡斯塔牢牢记住对方进攻的巨人鲁伯施的情况,还有卡尔茨——另一名进攻巨人,这一次踢后卫。鲁伯施-卡尔茨,卡尔茨-鲁伯施,卡斯塔涅达的头脑装满了这两个名字……居科维克反复告诉他一点也不必紧张。他悄悄地对他说:“在同拜仁慕尼黑队和德国队七十年代的‘恐怖者’杰尔·米莱尔交锋之前,我睡觉时都拿着他的照片。我跟他交锋过五次,他一个球也没有攻进我的球门!”

其余的事情在今天看来,是在欧洲的上空响了一个霹雳。
我不需要讲述这次比赛——其他人已经上百次地讲过了——但是我想说,我们以5:0取得的这个胜利,震撼了整个的德国足球界,动摇了它精心制定的战略以及它那不可动摇的自信心。

我攻入两个球,敲响了德国队的丧钟。

我在比赛中踢得十分轻松,从而使圣太田队跻身于明星队之列。
是的,晚上在变成祝捷会场的更衣室里,我们兴奋异常。我按捺不住心头的欢乐,因为话筒象无数的鱼竿一样伸到我的面前……我利用这个机会把那个汉诺威的矮个“教授”——汝普·德瓦尔送到了罚站的墙角里。

“请告诉德国选拔队员的人,这一次我把我的望远镜留在了家里……(停顿了一下)如果加强他的队,我举双手赞成。”
17.伊普斯威奇的灾难


从汉堡开始,人们向我投来一束束鲜花。首先是罗伯尔·赫尔班的妹妹。她从尼斯给我们送来第一束鲜花。她单独向《新闻报》——俱乐部的简报——负责采访AS圣太田队消息的人透露:在同德国队比赛的前一天,她采集了十一棵(为了十一个队员)有四瓣小叶的三叶草……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
鲜花,我们在塔希提岛会被鲜花覆盖住。

在一项庞大的宣传计划范围内,圣太田队被推选为法国本土的足球大使,在未来的几年中访问法国的大部分海外省和海外领地。

让维翁很想在马提尼克岛作我们的向导。我们忠诚的法国籍卡纳克人齐马科要我们到新喀里多尼亚后去他的丛林家乡看一看当地的风俗习惯。我呢,我已经准备逃往土阿莫士群岛、侯爵夫人岛或克利帕尔东岛……

在飞往高更、布勒尔和姆阿特西埃留下足迹的那些地方之前几小时,我专心地阅读亨利·德·蒙弗莱德写的有关海外异国情调的小说,而赫尔班又回到充满荣誉的现实中。他收到一封信,信中告诉他当选为1980年的新闻人物,可以同瑞典的网球运动员布若恩·博格媲美。在十年中,各国共一百五十个名人被协会赋予这种殊荣:罗但尔·奥森、让·路易·巴洛尔和马德兰·勒内、伊夫·蒙当、皮尔·卡丹等等。

在圣太田,每个人都为他的教练感到光荣。就象在赛场上一个射门手为全队攻进一个球那样,我们为这个坚如磐石的集体分享着凯旋的喜悦。
我们在旅途中要度过34个小时啊!

我睡眼惺忪地在帕普特下了飞机。身穿夏威夷衬衫(对不起,应当是波利尼西亚衬衫)的罗热·罗什主席早已走到飞机的舷梯下面。

他亲自把表示礼节的花环分送给每一个队员。我额外地得到一顶花冠。罗什十分幸福,因为几个塔希提姑娘很快地走过来帮助他。这些姑娘象群岛上的火山那样热情。以罗什为首,我们每个人都轮流地经受了令人销魂的、不可避免的“亲吻”考验,然后我们在丰盛的“塔马拉”(塔希提饭菜)桌旁恢复我们的体力。

正当齐马科快要在他的喀里多尼亚花园中游荡,高级专员突然来邀请我们参观他住宅的花园。就这样我们在太平洋神奇的阳光下参加了一系列的礼节活动。这要比在省府的市政厅或国民议会,包括爱丽舍宫的人造强光灯下更令人愉快。

在那里,我们甚至扮演了人民代表的角色:在当地的国民议会中,每个队员都坐在波利尼西亚议员的席位上,而不断发表感谢演说的罗热·罗什占据的是议员的席位。

我们也受到了AS菲皮——波利尼西亚最老的足球俱乐部——的欢迎。然后又受到AS维纳斯俱乐部的欢迎。这个俱乐部年轻的主席埃米尔·凡尔南东接受了一个超级杯,以纪念我们的访问。

绿衣队传奇般的历史业绩陈列在市中心百货大楼的橱窗里。这使我们回想起从欧洲杯赛直至在圣太田那些最美好的日子里的热烈气氛!

对我们的欢迎隆重之高,甚至波利尼西亚岛法国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苏邦毫不犹豫地拨给我们一只军舰,供我们到莫莱亚小岛上游览使用。

最后,盛大的比赛到来了。

由于伊万·居科维克充当塔希提队的守门员,这场盛大的比赛别有风味……在介绍球队队员之后,已经担任新角色的伊万急忙跑到让·卡斯塔涅达身边,不容置辩地给他的脖子上挂了一个表示良好祝愿的花环。

应当相信吉星往往照耀象征性的礼物……卡斯塔涅达没有让对方攻进一个球,但是我却打倒了“居科”,从而使克利斯蒂安·洛佩兹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奖杯,是用当地的一种树木雕刻而成的。这是一件艺术品,真正的艺术品。

在两个大陆之间度过的这段天堂般的生活并没有使我们忘记回去之后等待着我们的不是观光,而是应尽的责任。

这段休整刚刚结束,我们立即又投入到锦标赛——法国杯赛——世界杯赛的一轮极其艰苦的赛事中。

只剩下14场比赛就要争夺冠军了。南特队似乎稳获这个称号。冠军赛又一次地在我们两个俱乐部之间进行。
5月12日在南特的比赛中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

冠军赛之外还有法国杯赛。法国杯赛使人们的热情更加激昂。又由于分两个阶段比赛的制度,队员们焦躁之至。

最后还有以法国队的名义参加角逐的问题。法国已排在小组资格赛的艰险和激烈的赛程表上。在这个小组内,比利时队和荷兰队这两个既是兄弟又是仇敌的队会疯狂地争夺通往马德里的门票。

最后是欧洲杯赛。
抽签的结果可能会使法国人感到伤心,因为是索肖队对圣太田队。不利因素是两个法国队中有一个要被淘汰;有利的是总有一个队进入半决赛。

这种安排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是索肖队去苏黎世,那么我们将迎战英国的伊普斯威奇队。这是一块硬骨头:这个队中有真正的球星,科普、纪伊森、巴切尔、瓦尔克和米林。

约尼·莱普十分了解他的荷兰同胞纪伊森和米林,特别是米林。当约尼以进攻而赫赫有名的时候,米林是着名的阿姆斯特丹阿贾克斯队的替补队员。当时他的哥哥是阿贾克斯队的着名球星之一。约尼告诉我:弟弟比哥哥还要厉害,比他更灵敏,更刻苦,劲射更有力量……

伊普斯威奇是一个海边小城市,位于伦敦的东北部。在绿衣队和超级蓝衣队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一个颇有绅士风度的啤酒酿造商帕特利克·科博尔德坚定不移地领导着这个俱乐部。但是,这是他们的家庭事务,科博尔德是这个家族的第四代继承人。这种家族连续性使伊普斯威奇队执行一个连贯的、协调一致的政策。就象在圣太田,次年四月,罗热·罗什就要庆祝他当选主席二十周年。

教练是博比·罗伯逊。他以前是国际级的足球运动员。同赫尔班一样,他是这个俱乐部的另一台柱子。他任教练已有十年。最近他又签订了一个……12年的合同!

另外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伊普斯威奇队在欧洲杯赛中的经历。它战胜过萨洛尼克队,战胜过布拉格的波希米亚队,战胜过洛兹队。这三个队中有两个队同我们交过锋,被我们淘汰了。

伊普斯威奇队在英国锦标赛中领先,有资格参加欧洲杯赛,自然也有资格参加欧洲足联杯赛。他们走着一条与我们相似的道路。

在赴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比赛之前,他们甚至轻松地战胜了科旺特利队。这个城市正好与圣太田队结为友好城市……
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赫尔班在翻阅档案材料时发现伊普斯威奇队总是在家门口的主场赛中获得胜利。在主场赛中它以5:1战胜了萨洛尼克队,以3:0击败了布拉格队,以5:0大败洛兹队!可是它在外面进行比赛时总是遇到困难。

赫尔班说:“我们要在我们的比赛场上把比分拉开。”
可是,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了!
真难令人相信!真难令人理解!简直不可弥补!

比赛时的气氛同平时一样。
士气也同平时一样。
动机也一样。 可是接着而来的是灾难。

剧情跟在汉堡时一样,但是这一次,伊普斯威奇队的蓝衣队员扮演了绿衣队员的角色。
他们攻进四个球,而我们只回敬一个球!
“绿衣队被消灭了”,一家日报的标题这样写道(或狂喜地喊道)。
“再见了,绿衣队”,一家周报赠给我们这样一个墓志铭。
虽然几年过去了,我还是设法为我们的失败辩解。

然而,比赛一开始,一切都顺利。当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时,约尼·莱普攻入一球。马利奈把比分扳平本不该打乱我们巧妙的阵势。上半场比赛结束时,比分也还是1:1。当裁判在伊普斯威奇队的罚球区以一次所谓的越位和没有吹哨的手球为理由而拒绝承认约尼攻入的第二个球时,我们真感到失望,甚至对裁判不满。

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运气,这时我们本来应该以3:1领先,这样比赛也许会大不一样。然而,情况完全相反。伊普斯威奇队非常兴奋。他们越踢越勇,处处试探,处处成功。下半场比赛开始后,米林——刚才在更衣室内约尼还叫我们提防他——为伊普斯威奇队攻入一球。马利奈在混战中又攻入一球。在终场前十分钟,瓦尔克又给我们致命的一击。
圣太田目瞪口呆。

但是,像以往一样,我们急于作出反应。几天之后,我们以五比一的悬殊比分在摩纳哥队身上报了仇。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们在伊普斯威奇的科尼尔广场上列队前进。三年前,当超级蓝衣队员捧回第一个英国杯时,他们曾在这个广场上炫耀过自己的功绩。
几个世纪前,人们在这里烧死过殉教者……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也在这里被烧成了焦炭。

对于我们去英国进行比赛(纯粹是形式)赫尔班的妹妹甚至不去寻找有四瓣小叶的三叶草……

圣太田队衰落未来的预兆可能就是这次失败。肮脏的财政内幕、人员之间难以平息的争吵和拙劣的账目清算使得这种衰落更为严重。

经过伊普斯威奇的那次失败之后,有某种东西毁灭了。罗热·罗什本人也受到了人们的批评。他不再是一个不受损害、行使无可争议权力的主席了。

对他表示不满的第一个信号是由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引起的,那就是法国电视三台播放的“星期日客人”的电视节目。

我们从塔希提岛一回来就录制了这个节目的一个片断。在这之前,与体育联系不大的其他片断是在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拍摄的。这些片断中还出现一个着名的钢琴家和一个合唱团。

可惜这个节目的播放效果不能令人满意。人们针对游艺场面公开地提出了批评。
对这些来自俱乐部内部的批评,罗热·罗什早应该做出果断的反应。在此之前没有人敢如此放肆,要是罗什仍然无懈可击的话……

他的计划、他的雄心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嘲弄,就连扩建体育场和体育城的计划也是如此。象皇家马德里俱乐部或都灵的尤文图斯俱乐部一样,他想建立一个以AS 圣太田为中心、包括各个俱乐部的本地区体育大家族。罗什说过:瓦朗斯、罗昂或勒普依自然而然地构成AS圣太田的卫星城。人们对他说这是异想天开……

当他宣布他想任命一个总经理,让他在主席和教练之间起桥梁作用时,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当我们被伊普斯威奇队淘汰以后,英国俱乐部的榜样使他产生了新的想法。

他梦想物色一个有一定身份、与职业俱乐部脱离一切瓜葛的人物。他要把扩大后的权力下放给他,以减轻主席的繁重工作。

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以为他会考虑到居科维克。
但是他代替谁呢?代替赫尔班?代替加洛纳尔?还是代替他们两个?
不管情况怎么样,赫尔班和加洛纳尔开始同罗什疏远了。 我们是有可能把法国杯捧给他的。
可惜的是,巴斯蒂亚队在欧洲迭创业绩已经四年,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它对国际比赛有极大的兴趣。在法国杯的决赛中,我们败在巴斯蒂亚队的脚下。

罗热·罗什没有能把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列入他那本享有盛誉的总统纪念册……
坦率地说,我在续订为期一年的合同之前犹豫了很长时间。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愿意同圣太田队签订一年以上的合同。

我和罗热·罗什之间也存在着某些误会。我感到我是被迫参加伊普斯威奇队的回场赛的。实际上我身上有伤,但是罗什坚持要我参加比赛。我本来不应当在英国参加这场比赛,结果我没有能参加在鹿特丹的荷兰队同法国队的比赛。
罗什解释说:“米歇尔应当首先想到雇用他踢球的俱乐部。”

在我们两个之间,时冷时热。罗什坚持要我续签一个为期两年的合同。他一会儿劝告我,一会儿又给我以小小的训斥。他强调说我已经参加了欧洲杯的16场比赛。在圣太田队的环境中,这可以使我达到充分成熟的境地。他认为他的俱乐部是一个理想的熔炉,可以锻炼我的性格,使我成为一名真正的领袖人才。他有点妒忌我在法国队的成绩。按照他的看法,我在法国队进行比赛更多的是我自己有好处。我反驳了他所有的观点。他这样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并不怪他,因为他是出于一片好心,是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实际上,我感到我的职业兴趣迟早,越早越好,会转向一个着名的外国俱乐部。

从四月份开始,巴塞罗那队又使欧洲各大俱乐部掀起一个争夺球星的运动。然后是那不勒斯。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建议来自亚斯纳尔俱乐部。
来一个大跃进?我感到我还没有完全成熟。

在5月12日去南特的前一天,我才勉强同意在圣太田俱乐部再留一年。我结束了三个星期的康复期,因为我在南锡受了伤。我没有参加众多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比赛,也避开了每天繁忙的事务,因此我和克利斯黛尔有时间冷静地考虑一些问题。

我无论如何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使我会猜想到在圣太田有一种窒息感和一些潜伏的纠纷。这些纠纷使人感到圣太田的统治地位就要结束了。在市内,“工厂”的前途岌岌可危,由于绿衣队在体育场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成就,长期以来比较稳定的社会风气也开始出现危险信号。

我对这个问题不能漠不关心,不闻不问。当就业问题出现时,每个人都感到与自己有关。我出生在洛林,这是一个受到严重影响的地区。我知道一个要倒闭的工厂意味着什么。它使一些毫无办法的家庭面临绝境。

在洛林,我感到忧虑。在圣太田也是这样,尽管那里不是我的家乡。
不能因为我是足球运动员,这件事就与我无关。

我半真半假,半逃避半说理地提出去度真正的假期。八天在科西嘉岛,首先去阿雅克修海湾,十天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这一次的费用由法国游艺俱乐部支付。这是一个由技艺高超的球员和职业球员组成的球队。他们都是快要结束自己足球生涯的人,但是雅克·旺德鲁重新起用了他们。

虽然我还没有到计算退休费用的年龄,可是我却收到罗热·罗什发来的一封气势汹汹的电报(复件也寄给了法国足联和俱乐部组织)。这封电报禁止我出于友谊参加游艺队的比赛。按照罗什的意见,只要我穿上钉鞋往马拉卡纳多走一步,合同就会中止……

当然,克利斯黛尔要陪我去里约热内卢。在那里我们重温了1978年世界杯大赛后的那些回忆:海浴,皮肤晒得黝黑。我以在科帕卡巴纳百色沙地上的几场激烈的足球——排球赛来进行报复,同时以此补偿我不能参加足球比赛的遗憾。我的技巧使我得了不少分,从而使不少巴西人对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最后我有幸见到了帕特利克·普卢瓦西。他参加过1971年在罗朗加洛斯举行的网球赛的决赛。他又是雅尼克·诺阿的姐夫。我利用这个机会在网球速成班学习了几天。

我没有比赛场地,不过既然没有观众,我就利用在里约热内卢的机会观看了里约热内卢的三场锦标赛。我看过两次弗拉门戈队的比赛,同时我也看到济科穿着红黑相间的运动衫在比赛中象“一团火”。我发现他的各种技巧和盯人战术都运用自如。这使他一直表现出色。一年之后我们也许会在西班牙的世界杯大赛中重新见面……

在目前,法国队在召唤我参加对斯图加特队的没有重大意义的再次比赛. 18.王子足球场的哨声


这场夏季比赛就象是一个假期作业。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比赛,一场玩笑式的比赛,就象课间休息时中学生在学校的院子里常说的那样。

然而,观众们好像认为这是一场重要的比赛。很多人都来了,有四万观众。由于我们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王子足球场内的观众十分焦急,大喊大叫。他们掏了钱就应当让他们得到满足。

那天晚上22点,比赛开始了。那是八月的一个夜晚。夜是那样的宁静,天空是那样的蔚蓝。不久天黑下来了。
比赛进行了六十三分钟。

斯图加特队本来是来陪赛的,甚至只是来让我们发挥水平的,不料,却在我们的场地上以3:1领先,自从足球把我抬高到脆弱的明星地位以来,象往常一样,我有点成了作广告的对象,这下子我突然又变成了被人嘲笑的对象。
有人向我吹口哨。
有人喊叫:“普拉蒂尼滚出去!”
有人大吼:“普拉蒂尼**!”

这有点太过分了。于是我扭头看了看场外的长凳子。身穿淡蓝色外衣的替补队员们坐在伊达尔戈的四周。他们等着上场参加比赛。我向他们跑去。蒂加纳第一个明白我的意思,其次是巴蒂斯东。他们走到我的面前,语无伦次地说着安慰我的话。而我却把队长的袖章偷偷地交还给他们,然后低着头向更衣室跑去。巴特奈伊从看台上跑下来,象兄弟一样第一个跑去找我。

王子足球场内出现一片混乱。四万个反对者和复仇者的嘘声象雷鸣一样。在众人的指责下,我的头都要炸开了。我在更衣室的热水浴里恢复了平静,在冷水蓬头下我使自己镇静下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

最后听到一阵熟悉的幕后嘈杂声。这种嘈杂声由于砖墙的回声而显得更加响亮。于是法国队这支小小队伍在战败之后溃不成军地回到了更衣室内。他们的运动衫被汗水浸湿了,眼睛里冒着愤怒的光芒。
这场比赛的失败是一个多么严峻的考验啊!

另外一个考验正在等着我,那就是例行的记者招待会。这些记者在掏出钢笔、露出利爪之前都是口蜜腹剑的假朋友。

我只有招架的功夫,用一些借口来搪塞记者们提出的不三不四的问题。“是的,我很失望……是的,观众们有权吹口哨……没有,我没有踢好这场球……是的,我要报仇……不,我们很快就会报仇的。”

实际上我决定把走廊里的窗帘拉下来。出于本性,我在取得胜利时不愿意大肆宣扬,在失败中,尤其是面对大家的敌视态度时,也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精神状态。然而,在更衣室的赭石色的小屋里,我孤独地呆了30分钟,这在我的足球生涯中是最难熬的30分钟,就象恐怖片中的定格一样,只有蒂加纳和巴蒂斯东那友好的目光能够安慰我,还有伊达尔戈那丧家之犬的模样以及我父亲的神色。他不象伊达尔戈那样垂头丧气,但也为我感到难过。不久之后我告诉他我决心要顶住这场风浪:“我忍受了一切,否则我本来会甩开胳膊斗争到底的。”

实际上我完全接受了人们的批平。一个球员被喝倒彩,甚至被骂,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非逼得他自动退场不可……

通过在新闻界精心策划的一些反应,对我的月工资有意添油加醋进行的“披露”,可能在工资收入微薄的人中间开始激起了反对普拉蒂尼的不满情绪。
在几个月当中,我已做过无数次的说明。我解释过我在体育运动以外的收入同我的月工资毫不相干。
我应当把一切公之于众。

我应当解释清楚为什么我把我的名字借用给果汁饮料商、台式足球游戏商、球袜商和糖果商。这是4个漂亮的合同。但是最漂亮的合同还数6岁至16岁儿童现成服装的系列商品:牛仔裤、茄克衫、网球衫。这一切都有一个新商标“普拉蒂尼10号”。这个合同多亏伯尔纳·热内斯达尔才得以实现。他圆满地完成了一个商事代理人所起的作用。达尼埃尔·埃施代对这个系列商品十分重视,我也工作得很认真。自从我开始成为国际球星以来,我也希望象网球运动员勒内·拉科斯特那样创立自己的商标。这不仅仅使一些人高兴。同样,我选定伯尔纳·热内斯达尔,也已经招来那些毫无作为的人的讽刺挖苦。足球界,至少是足联的负责人对一个有作为的人的出现冷眼相看。

正是热内斯达尔组织了为克鲁德·弗朗索瓦、科吕什、蒂埃里·勒·鲁龙和米歇尔·萨尔杜最初的盛大庆祝活动。他们在当时还不是明星。从意大利的边界到西班牙的边界,热内斯达尔拥有所有的场地和绿茵舞台。在他和我之间,谈判立刻就成功了。然而,当小小的足球界得知是他给十来名职业球员出了主意之后,“足联”的大员们却激动起来。这十名职业球员中有马利尤斯·特雷佐、迪迪耶·西克斯、让·普蒂、德利奥·奥尼斯、阿尔贝·埃蒙、伯尔纳·加尔东,另外还有雅尼克·诺阿和迪迪埃·皮洛尼。他不得不利用在瓜特罗普岛上天赐的圣诞节的前夜所创造的轻松气氛来向这些大员们作出解释。他们怕他。在他们的想象中,他正在唆使这些球员转队。

他不得不表白自己,具体说明自己的影响仅仅是帮助这些球员们拟定他们的合同书。但是,他把我比作约尼·哈里代,这就使头头们吓得要死。他对他们说:“普拉蒂尼和约尼没有区别。他们两个都是超级明星。据我所知,约尼的儿子达维德在他的房间里挂了不少普拉蒂尼的肖像……而他父亲的照片一张都没有……”

很显然,这个不涉及体育的论点给我招来了麻烦和妒忌。
就这样,在王子足球场面对斯图加特队,法国队遭到惨痛失败时,反普拉蒂尼的浪潮形成了,并爆发成一股真正的洪流。 有人向观众谈到了我的“骇人听闻”的收入,从最坏处着想,观众不会同意我在比赛中成为收入甚低的人,即使我在竞技状态不佳时,我首先表示同意。

总之,我不理解这一天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喧闹声。
巴黎的铡刀在我的脖子上已留下痕迹。

晚上,我乘俱乐部的飞机回到圣太田。我们是在凌晨一点钟在布特翁机场着陆的。在那里,我和我的一个队友分享了一瓶香槟酒,我们象新队员那样笑得很开心,竭力忘掉一切。然后,我回到家里。

电话响个不停。
我的电话在秘密名单上,只能是我的朋友,至少是亲近的人打来的。
我不想去接电话。
我装死。

直到凌晨两点钟……我一直是单独一个人。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克利斯黛尔以及我的两个孩子洛朗和玛丽娜都在拉布尔度假。
这么晚了不能吵醒他们。

我终于决定上床睡觉。
为什么这张床显得如此空荡呢?
为什么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呢?
为什么人们向我起劲地吹口哨呢?
我怎么也睡不着。

我等着天亮。
天终于亮了。由于缺乏睡眠和友谊,我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急忙跑去打电话。
我在电话里要拉布尔。

克利斯黛尔显得十分慌乱。她已经听到了电台里的平价。她什么都知道了。她的话中充满了柔情。她用鼓舞的话语在电话中填补了我心里的空虚。

她想回家,尽早地来同我在一起。虽然我灰心丧气,但是我要求她不要中断她的假期。我要她再等二十四小时……我再给她打电话……我一定把消息告诉她。

我始终一个人呆在家里。我决定不跟其他人联系,隔绝于世。我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不读报纸。我在录音机里反复地放着路易·弗奈斯的一张老唱片。我的脑海里在“重放”法国队同斯图加特队比赛到第六十三分钟时的画面,那些场面混杂在一起。
最后巴蒂斯东来找我。

他按了按门铃。
我从他那善意的微笑中得到了鼓舞。我也情不自禁地笑了。

他把我拉到圣埃昂的一家小饭馆里。有好几年,多米尼克·罗什托把这个小饭馆变成了他登山的大本营。我们两个人一起吃晚饭,没有其他人在场。

我终于开始恢复。
我感到我身上有一股重新见到队友的特别强烈的愿望。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法国在转折时刻等待我上场参加比赛。在郎斯举行新的比赛的前夕,我驾驶着我的郎日·霍维牌汽车向布列塔尼方向开去。尽管有几百公里的路程,尽管身体疲劳和精神忧郁,但是这条公路激起我的遐想,就象天空的一角那样令人神往。

星期四下午,当我把汽车重新停在我们的家门口时,克利斯黛尔、玛丽娜和洛朗同车而来。
电话铃不停地响着。

三天来我第一次开始回电话。是南锡来的电话,我父母告诉我他们受到很多人的鼓励。
这是真的。在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我的信箱塞满了支持我的电报:“米歇尔,要挺住。在巴黎,他们什么都不懂。”
星期五在朗斯,我们以5:2获胜。我们的进攻连连奏效,踢得漂亮。我终于从黑暗中走出来了。

我们来到圣太田和欧洲杯赛上。这是真正的欧洲杯赛,是冠军杯赛。我怀着兴奋和自豪准备问鼎,因为这是欧洲大陆最引人注目的比赛。
可是不走运。就象二加二等于四这个简单道理一样,为了组织第16场决赛,9月16日和30日的赛程上必须要有32队。

然而,我们一共有33队,因为阿尔巴尼亚从几十年的中世纪式的蒙昧主义状态中苏醒过来,加入到争夺冠军的行列中……
33个队,这就意味着多了一个队……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欧洲足联都想到了,指定两个队进行抽签,这在比赛的帷幕拉开前可以给大伙儿解解闷。
这个餐前点心太丰盛了。

从原则上讲,在十六个(半)机会中我们只有一个被指定的机会……因此不能错过。
人们在彩票中经常增加赌注,希望得到一个安慰奖。同这种彩票相反,圣太田没下什么赌注就在苏黎世一下子得了大奖。

另一个得奖者是柏林的狄纳莫队,对我们来说太不走运了。

根据欧洲联合会主席,法国人雅克·乔治先生主持的第一轮投票结果,我们被迫首先迎战东德队。

然而圣太田队残缺不全:加尔东(膝盖动过手术)、丹麦人尼尔森(肌肉扭伤)、拉里奥斯(耻骨炎)、卡斯塔涅达(膝盖交叉韧带断裂)……8月26日,赫尔班组织了一支由米洛、扎农和普利马尔这些青年球员来加强的球队。

比赛踢成了平局(1:1),十分令人失望。我的一次射门打在横梁上(第82分钟),因此我们没有取得胜利。

6天以后(这段时间很短)我们来到了柏林……就在柏林墙下,但是我们不能越过它。
这一次更令人失望。 在领导人之间发生最初的争执之后三个月,这些争执由于得到冠军称号而消失了,可是一些刺耳的议论又出现了:
“我要向罗什说清楚!”赫尔班有意地放弃了他的保留意见,这样说道。
“这次被淘汰使我们付出了400万法郎的代价。”主席抱怨道。

三个星期之前,在巴黎克利荣旅馆的客厅里……容光焕发的罗什和笑容满面的赫尔班还直率地紧紧握手,现在已成遥远的过去。圣太田队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庆祝它的第10个冠军称号。

从那以后,赛季就要重新开始,就象重新奔向另外一个希望之地一样(第11个冠军称号)。虽然我一共射进22个球(在射球手中我排列第三位,在奥尼斯和斯扎马奇之后),但是我们以一分之差把冠军丢给了摩纳哥队。

那一年,我在绿衣队的最后一个赛季结束了,因为我要转到都灵的尤文图斯队。这个消息曾轰动一时,从而使一切投机争夺就此告终。这个消息也使赫尔班和罗什之间日益增长的误会更加严重了,甚至达到破裂和分道扬镳的地步。罗什已不再是弗莱兹公共工程公司强有力的主席了。他或多或少地撒手不管了,但不仅仅是作为补偿,他当上了俱乐部的常任主席。在俱乐部里,他是第一个常任主席。

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体育场。
因此他无处不在,几乎惹人讨厌。长期以来,赫尔班和加洛纳尔在他们的地盘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里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们认为罗什在场是多余的,因为罗什非常琐碎,甚至吹毛求疵,不停地干涉他们两个的生活细节。他自己出主意,然后又改变初衷,最后又提出异议。总之,这位过去的朋友、慈父般的主席从今以后俨然以主子自居。他变得容易发怒,难于接近。在这三个人之间很快就没有了共同语言。用圣经般的语言神秘化的“绿色三位一体”逐渐消失了。

这是信任危机。这种危机是显而易见、无可争议的。他们相互之间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或者是保持令人窒息的沉默,沉默中含有暗示。他们之间冷眼相看或者不屑一顾。索有“斯芬克斯”之称的赫尔班不露出自己的真面目。狡猾的雄猫加洛纳尔拱背要扑过来。罗什抽着没点燃的烟斗,给人以假象,而危机却潜伏着。

当幕后的消息透露出去,流言蜚语不胫而走时,这种危机在三月份达到了定点。
罗什把领导委员会的成员召集在一起,在会上恨不得要杀赫尔班和加洛纳尔。按照他的看法,他们两个人“在整个俱乐部里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他的进攻是突如其来的。他要求作出不容“上诉”的决定。
正是在这种吵吵闹闹的情况下,我们试图同时在足球杯赛和法国锦标赛上取得双重的胜利。实际上,我们却走向双重的幻灭。

我们在欧洲杯赛中失败了。
我们在法国锦标赛中也输掉了。
我们又在法国杯赛中失利了……当然我们参加了决赛,但是毕竟还是败北了……

1982年5月15日,在王子足球场,吹口哨的那个晚上过后9个月,事情到了该收场的时候。那场比赛对我们是一份丰盛的礼物,因为同巴黎圣日耳曼队进行决赛是很理想的。当然这个队是在自己的后花园中进行比赛,但是这个花园也多少是我们的。圣太田队在巴黎总能吸引大批的观众。我们在同老熟人交锋:罗什托和巴特奈伊是我们的对立面……

当时我身上还带点伤。
医生应当在我的右大腿上箍一条石膏绷带。我们拖拖拉拉地来到更衣室。结果呢,我排在这支球队的末尾,最后一个出场,差一点超过规定的时间。当我来到比赛场地上时,人们正在介绍两个队的情况。我夹在加尔东和莱普中间,正好赶上与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握手。

事情过后,有人对我说,我姗姗来迟,一些人就想看看我独自入场,就象看艺术大师单独入场那样……因为这是我在一个法国俱乐部的最后一次出场。
在上半场比赛中,我单独一个人处在尖锋的位置上,同密集防守的对手进行作战,随时等待一个射门的球!可惜一个也没有。

下半场比赛使我有机会临门一脚破门,在终场前十五分钟使两个队踢成平局。那天晚上,一位记者拿着计时表和一副望远镜观察我的一举一动。他指出在四十五分钟的比赛中,我仅仅摸到九次球,而且前后只有二十六秒钟。这二十六秒钟刚好使我踢进一个球,从而使我们进入加时赛

比赛重新开始后仅仅十分钟,我又攻入一球。在观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圣太田队似乎平平稳稳地,毫无疑问地踏上了胜利之途。

在阿根廷世界杯大赛前夕,在南锡的决赛中取得胜利之后四年,我又要在西班牙世界杯大赛前夕获得我的第二个法国杯。 但是足球场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不过这比演戏要好一点,因为在足球场上至少没有剧本的约束,没有任何成文的东西,没有任何死板的规定,另外,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

比赛还剩下最后十秒钟。主席台周围负责礼仪的人员已经开始走动。
在看台底下的地下走道附近,身穿大衣的警察们正准备组成坚固的人墙。
自从我踢进最后一个球以后,巴黎队的队员们显然已不抱什么幻想。我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预料的。然而,他们在情绪激昂的观众鼓舞下,继续进行比赛,极力寻求最后一次得分的机会。

他们有理由这样做。
这时苏尔雅克在右边越过防守队员,罗什托把一个球吊到罚球区的正中央,于是他又使我们遇到了曾在基辅遇到过的情况。

当记分牌显示出2:2时,王子足球场处于一种狂热的地步。一群小伙子跑到比赛场地上,在队员们中间穿来穿去。他们狂热地拥抱我们或者粗野地踢我们几脚。我们必须迅速地撤回到我们的安全区——场外的长凳上。
“只要场上的人不离开就不能互罚点球!”高音喇叭不停地喊着。

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花了半小时的工夫才把场地上的人群驱散开。要是在平时,人们可不敢对警察这样。
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简直太多了。
我们若无其事地散开了。

我原以为在离开圣太田队之前能最后奉献给它一个获胜的球。然而,现在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运气使巴黎队获得了互罚点球的机会。靠这种运气,巴黎队没有任何理由不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互罚点球开始了。

巴特奈伊首先开始罚球,射偏了。但是裁判沃特洛先生急忙跑过来说:“重罚……卡斯塔涅达移动了脚步。”巴特奈伊罚中了一个球。接着是我们队的扎农罚球。同样的情况(射偏了),同样的理由(巴拉特利移动了脚步),同样的惩罚:扎农重新射门,球进了……
巴黎队第一轮的五个队员都要罚中了。费尔南德斯最后一个射门。我趁机小声对他说:“路易,看在我的面上……不要罚中。”路易瞪了我一眼,然后把卡斯塔涅达的门攻破了。

比分是5:5,我们只好进行第二轮罚点球。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打成平局或加赛。最后由克利斯蒂安·洛佩兹主罚……可是巴拉特利把球扑出来了。皮洛热代表巴黎队走到球门前罚球……卡斯塔涅达被他攻破了大门。我们干干脆脆被打晕过去了。
尤其是我。

在圣太田,人们对我寄托着很大的希望。可是在三年中我们仅仅拿到一个冠军称号。虽然我们两次参加法国杯的决赛,但是两次都失败了。成绩甚微。

在我把绿色运动衫换成享有盛名的尤文图斯队的漂亮运动衫之际,我心里有点难过,因为我没有为圣太田队做出更多的贡献。

不管怎么说,我离开这个俱乐部并不感到惋惜。在我看来由于赫尔班和罗什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个俱乐部的前途已经完全被葬送了。大家都知道事情的结局。个人之间的争吵,自尊心受到伤害导致无可挽回的决裂。这种决裂有时以悲剧而告终。圣太田队经历了一个几乎是死气沉沉的黑暗阶段。赫尔班毫无光彩地暂时流落他乡,加洛纳尔提前退休,罗什遭到了蹲牢的耻辱。他为自己过多的热情和黑钱柜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我呢,象我的十个队友一样,我也付出了这个代价的利息。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都灵和里昂之间的那些毫无光彩的旅行,因而成为那些窥伺良机的摄影记者盘问的对象。我必须随时听从“预审法官”的召见,他们一直想进一步了解罗什定下规则的那个神秘经济案件的内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被告人的陈述,罪名也越来越严重了。

我们终于明白我们本来应当光明正大地签订我们的合同,而不需要搞桌下交易。可是,当一支队伍之父和他的军需官们在暗地里搞了很多名堂,干着不知羞耻的勾当时,我们却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真是太愚蠢了。

法官以洞察一切的好奇心发现了一个堕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活动和风气。最后,他为包括头头在内的这支队伍的每一个人找到了可以减轻罪过的理由。尽管如此,对于一个以黑暗的一页而结束的绿色运动来说,这个安慰真是太微不足道了。

总之,我宁愿象在王子公园足球场那样,在一片嘘声中毫无防备地向观众们作交待,而不愿意在一个律师的帮助下去见预审法官……
19.私人飞机,目标:都灵


在我27岁时,尤文图斯队选中了我……意大利足球界对我的兴趣并非始于1982年4月。实际上这要追溯到很久以前的一次比赛:即我在“世界明星”队同 1978年的世界冠军阿根廷队在阿根廷进行比赛。除了意大利蓝衣队负责选拔球员的昂佐·贝阿尔佐特和我未来的在尤文图斯队的搭档博涅克以外,“世界明星” 队还接收了意大利人卡布里尼、塔尔代里、卡西奥和保罗·罗西。

比赛结束以后,有人询问我所有的伙伴对我的看法。巴西队的守门员拉奥谈到了我的目光,素有“白人贝利”之称的济科说我的技巧是完美无缺的,克罗尔说我有能力完成决定性的动作,德国汉堡人卡尔茨点了点头,“知道拜仁队想尽一切办法”要拉我去那里踢球,西班牙人阿桑西强调了我的放松意识。但是“分析”得最透彻、最直接有关的看法还是保罗·罗西。他大体上这样说:“和普拉蒂尼一起踢球,我非常高兴。意大利足球界经常谈论他……”

因此我与意大利足球界的爱情史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
就在几个月之后的那一年的十二月份,意大利的当时世界最佳球员交易所对我做出了评价。虽然我当时还没有排在这个表的最上面,但是对这个荣誉我依然感到很骄傲。
这个评价符合一个事实,因为国际米兰队和尤文图斯队已经用不加掩饰的语言来争夺我。其次,我们应当承认,普拉蒂尼同卡布里尼或罗西进行合作要比同达格利希合作好!

在我拒绝亚斯纳尔俱乐部的经理特利·奈勒的提议而接受尤文图斯俱乐部的提议时,我更多地想到我的感情,而不是我的钱袋。我是意大利血统,我认为同亚斯纳尔队相比,我更容易同尤文图斯队结合在一起。另外,都灵的领导人使我有可能放手去组织,而英国在这方面的条件总是暧昧的。这件事情的不足之处是:在我接受一个头一流的岗位,即组织者的岗位时,我特别容易受到意大利球员的钉鞋的攻击和紧盯人战术的威胁。紧盯人的战术是意大利足球界防守队员的特长。我应当习惯于在每场比赛中,在90分钟的时间里总有一个“保镖”跟着我。对一切事情,人们都应当习惯……

菲亚特汽车公司和尤文图斯俱乐部的老板阿涅里拨了一辆小汽车供我们使用。在我上了车以后,我在想:按第一方案排列的克莱·勒加佐尼、尼基·洛达或勒内·阿尔努这些赛车手在他们同弗拉里赛车组织的灵魂——有“骑士”之称的昂佐·弗拉里进行第一次较量时究竟是怎么回事。

正如打上黑马印记的赛马一样,尤文图斯队在足球和体育运动史上有着某种含义。在着名的欧洲足球队的万神殿里,都灵的“伟大皇后”同皇家马德里队、拜仁慕尼黑队和FC利物浦队一起站在领奖台的最高台阶上。
当这些想法在我惊叹不已的脑海中闪现时,都灵的街道在被汽车的烟雾熏黑的玻璃后面迅速地闪过去了。

俱乐部的经理博尼佩尔蒂开着车子。经过七个小时的协商之后,我感到比参加一场欧洲杯赛还要劳累。我坐在车子的后排,夹在伯尔纳·热内斯达尔和索肖队以前的职业球员菲利浦·皮阿特的中间。司机坐在那里显得很舒服。博尼佩尔蒂坚持自己开车。他可能想放松一下。

菲利浦是以全国职业球员联合会的名义来的。在路上他告诉我,司机的腰带上挎着手q抢。他是阿涅里的私人司机,经常带着武器。当有人企图绑架这位意大利最“贵 ”的人物之一时,他可以变成一个一流保镖。过了一会儿,当我想把我这边的玻璃放下来时,我才明白汽车的门装了铁甲。这使我感到惊讶。弗朗塞斯科·普拉蒂尼的孙子,一位侨居国外的皮埃蒙特人现在回到了他原来的国家。他又重新找到了他的根,而且所受到的礼遇比一位部长或一位好莱坞的明星还要高。
一架私人小飞机在卡塞尔机场等着我们。当我把安全带系好之后,我清醒了一下我的头脑。

我想到什么呢?想我的妻子克利斯黛尔吗?想我的孩子们吗?像我的父亲吗?都不是,如果说我的思想飞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的祖父弗朗塞斯科。弗朗塞斯科·普拉蒂尼原来是一个勤劳勇敢的小泥水匠。

他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洛林找工作,靠自己辛勤的汗水,也靠自己节衣缩食,可能没有发什么大财,但是他为自己开辟了一个乐园——运动员咖啡馆。在那里,皮埃蒙特的后代弗朗塞斯科把意大利足球明星的照片挂在墙上,放在热福体育协会旗子的两边……正是为了你,弗朗塞斯科,我才为我自己感到骄傲,我才自豪地以明星的身份回到你的祖国。

在这个星期五,经过七个小时的谈判,我的生活失去了平衡。然而,在早晨离开圣太田时,比赛还没有结束,球还停在场地的中央,尽管自4月28日星期三以来,博尼佩尔蒂显得十分焦急,声称在意大利招聘外国球员很快就要结束了——“您只有两天时间来下决心了!”因此,这个星期五,他决定给我们租一架私人飞机。意大利最享有盛名的俱乐部尤文图斯也是最有钱的俱乐部。

在这场无情的比赛中,我是下赌注的对象、活的奖杯。尤文图斯随时准备亮出自己的王牌以击败亚斯纳尔、巴黎圣日耳曼和圣太田这三个俱乐部。虽然我已表示厌烦并愿意到国外去,但是圣太田队依然试图把我留下。

我对巴黎很感兴趣。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曾给我极端奇妙的提议,甚至有人谈论要向球迷募捐!虽然这个提议颇具吸引力,但是这未免有点太勉强。波尔多也是这种情况。

最后只剩下伦敦的亚斯纳尔俱乐部和都灵的尤文图斯俱乐部较量。英国人先发制人。在法国同秘鲁进行比赛的第二天,他们在圣太田的一家旅馆里同我会晤。他们来了四个人。这四个人都很讨人喜欢,而且很有风度,一句话,他们是典型的英国人。我们的会见持续了三个钟头。当他们提出建议后与我握手告别时,他们向我提出信任问题……我的回答是:“有二分之一的可能性。”这是真的。我或者去伦敦,或者去都灵。

几个月以来,新闻界不断说长道短,声称普拉蒂尼去巴黎圣日耳曼队已成“事实”。

因此,我饶有兴味地看着报纸上的消息。这些消息说我新近在纳依买了一套房间,在弗什大街又买了另外一套。有人在别的地方说一位摄影记者“突然看见”我穿着巴黎圣日耳曼队的运动衫。米歇尔·普拉蒂尼更经常接触的人是他自己,因此他清楚地知道他没有任何进展。他可能去伦敦或者都灵,而且两个俱乐部之间的比分始终持平。尽管法国和秘鲁在巴黎进行较量前,博尼佩尔蒂向热内斯达尔提出了警告:“星期五晚上,外国球员转到意大利去的期限就要到期了。您知道我提出的建议。您还有四十八小时来作决定……”

星期五早晨7点45分,我坐上我的朗日·霍维小车。8点钟我与热内斯达尔和皮阿特在里昂萨托拉有约会。贝尔纳·热内斯达尔从马赛来,在征得都灵的领导人同意之后,他租了一架塞斯纳小飞机。他在酒吧间等我。我晚到了一会儿。在一家咖啡馆周围,我们等着飞机驾驶员修改飞往都灵的计划,是迫于无奈才修改计划的。最后,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登上只有四个座位的小飞机。这次飞行持续了50分钟。我坐在贝尔纳的旁边。菲利浦·皮阿特坐在我们的后面。他掏出一些文件,对欧洲足联可能强加给我们的不妥当的规定感到不安。这个规定针对球员转到国外的情况用来“保护”那些球员离开的俱乐部。

“你必须交给圣太田俱乐部一笔违约金,尽管你的合同就要到期了。这笔钱可能达到200万瑞士法郎!等于我们的600万法郎!”

“鉴于我的具体情况,是谈不上的。三年前,当我来到圣太田俱乐部时,我在我的合同书里加进一条特殊条款,把这个数目限制在128万法郎。那是按照欧洲足联的章程定下的。”

阿尔卑斯山的上空,景色十分壮观。塞斯纳飞机几乎是贴着雄伟的山顶飞行。这些山峰直插晴空万里的蓝天。我们在能见度极好的情况下飞行。

10点左右,我们在都灵的卡塞尔机场降落。伯尔纳的一个意大利朋友罗伯托在机场的警察岗哨后面迎接我们。他把我们领到他的车子旁边,然后在通往市内的高速公路上疾驶。他把我们送到菲亚特的体育城西斯波。尤文图斯俱乐部的主席博尼佩尔蒂在那里等着我们,我还不认识这位主席。

他和贝尔纳·热内斯达尔已相识很久了。今年2月23日,就在法国和意大利进行世界杯大赛的预赛之前,他们在巴黎见面,以便作赛前准备……

当时贝尔纳在王子公园足球场附近的莫利托尔大街上有一套房子。“电视一台足球节目”的一位记者正在那里采访他,突然博尼佩尔蒂来按门铃。他在自己十分忠诚的朋友和顾问巴尔蒂尼陪同下来得太早了。贝尔纳伸出头看了看,对这个不速之客感到意外,同时也因为记者和尤文图斯俱乐部主席偶然在这里相遇而感到尴尬…… 埃德瓦·塞德莱——当时任《队报》编辑部主任——和握有无限权力的阿涅里——菲亚特汽车公司和尤文图斯俱乐部的实权人物——通过一次电活开始了长达数个星期的密谈。这些密谈有可能被披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过,披露这个消息还为时过早。

运气还不错。当时这位记者没有认出来访者是谁。贝尔纳急忙把他送到门口。然而这位记者还是半信半疑地对他说:“真奇怪,这个人,我好像认识他……”贝尔纳装出一副使他放心的样子说:“不,不会……这是一个商人……”他的话并没有说错。

过了半个小时。正当热内斯达尔和博尼佩尔蒂进行热烈讨论时,又有人来打搅了。那位记者又回来了!…不管怎么说,让人虚惊一场。他回来只是为了找一个手提式摄影机,他的一个摄影师把这个东西忘在贝尔纳家里。贝尔纳热情地把摄影机还给他。在楼梯旁边,他们又开始演了一场哑剧:“真怪,你的那个客人……我真的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不会,怎么可能呢……”

当真相大白于世后,贝尔纳忍受着一些人愤怒的攻击。他们的怒火一直没有真正地熄灭。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在那一天,没有其他人在场,事情有了真正的进展。谈判是非常艰巨的,贝尔纳这样对我说。他两头奔跑,焦头烂额。每隔一刻钟,博尼佩尔蒂就从办公室走出去往意大利打电话,向阿涅里汇报谈判的情况。每隔十五分钟,谈到经济问题时,贝尔纳给我住的瓦尔比埃弗旅馆打电活。几个钟头以后,我们就是从那个旅馆出发去参加法国队同意大利队的比赛的。

阿涅里和博尼佩尔蒂,热内斯达尔和我,我们实际上是在一场激烈的“多方足球赛”中二对二地进行比赛。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转队问题。这中间发生的事情就象《一千零一夜》里发生的故事那样有趣……

最后,谈判越来越艰苦,但也越来越有成效。时间已到十三点。大体谈妥了。约会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在都灵再见。当晚,在法国队和意大利队比赛之后最终拍板还为时过早。另外,鉴于时间已晚了,博尼佩尔蒂认为他最好先回皮埃蒙特去。他向我们表示感谢,但是,当贝尔纳邀请他一块去看球赛时,他表示谢绝。他将在自己家里观看意大利蒙特卡罗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节目。在回意大利之前,他同意去奥托依的苏利共进一次愉快的午餐。

真是无巧不成书。在贝尔纳住的地方和餐馆之间的墙上贴满了画着我的头像的广告。这是欧洲一台的广告宣传。我同这家电台刚刚签了一个合同。

博尼佩尔蒂感到惊讶。他没有立刻明白这是一家电台的广告。他对装做若无其事的贝尔纳说:“我没有想到米歇尔竟是这样一个着名的球星!”
晚上,博尼佩尔蒂坐在他的电视机前看我比赛,忠实地履行我们相距千里的会晤。其余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62年来,法国队第一次战胜了意大利队!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比赛。我在比赛中很走运,几乎处处成功。我把第一个球攻入佐夫的大门。那天晚上,我的两只脚象着了魔似的,我兴奋极了,真有点飘飘然……

博尼佩尔蒂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抓住电活,在午夜之后叫醒了热内斯达尔:“真了不起。我等着您。您赶快来吧……”

于是,在皮埃蒙特还带着春寒的早晨,我们来到了他的办公室门口。这时候,从米兰来的两位律师在西斯波的大厅里来回走动。他们在等我们。这是热内斯达尔搞的一次突然袭击……结果这件事使博尼佩尔蒂先生十分生气,因为他对这样一群人来到他家里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贝尔纳还没有来得及介绍这两个人,博尼佩尔蒂便以连珠炮似的话语把这两个不速之客打发走了。这两个米兰人缩着脑袋又返回了米兰!菲利浦·皮阿特本人也被挡驾在前厅里,等待着讨论付给圣太田俱乐部转队费用的时刻。

贝尔纳和我单独留在那里。
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博尼佩尔蒂。他个子不高,容易冲动,脸上带着一种固定的微笑,不过他总是讨人喜欢。

博尼佩尔蒂以前曾当过国际级的足球运动员,后来在号称“纪念塔”的阿涅里的支持下成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领导人。在他的旁边坐着吉尤利亚诺和巴尔蒂尼。吉尤利亚诺是尤文图斯俱乐部的秘书长。他表情严肃,沉默寡言,象一个官员。巴尔蒂尼是我们在巴黎最先接触的人。他是一个感情比较外露的人,愿意表现自己。

我们感到双重的惊讶。我猜想博尼佩尔蒂象所有的皮埃蒙特人一样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而他呢,作了同样的令人感到失望的推断。他根据我的家庭出身,认为我很好地掌握了意大利语,会轻松流畅地讲这一语言……然而,他结结巴巴地说着一种含混不清的,带有高卢地方音的“世界语”。我呢,我用加米兰佐料的各种语言大杂烩来对付。我突然清醒过来,这时我才想到我是意大利血统的人。

最后我们用英语才真正开始了我们的谈话。这是意外的收获。
几个月来,我认真地学习科文·基岗(和莎士比亚)的语言,以备在亚斯纳尔俱乐部起用我的情况下……
这年二月份的预备性谈判证明是必要的。我们只用了几句关键性的话便解决了个人的合同问题。我们很快地就数字问题达成了协议:第一年4亿里拉(200万法郎);第二年4亿4千万里拉(增加百分之十)。

但是还存在一个障碍。我必须得到尤文图斯俱乐部的允许去参加法国队的正式比赛。这个协议对于得到法国足球联合会批准出队信件是必不可少的。我第一次看到博尼佩尔蒂皱起了眉头。实际上,1982年8月和1984年6月,正巧是我在尤文图斯队的两个赛季。

在这个阶段,法国队不参加任何正式比赛。法国组织 1984年的欧洲国家锦标赛。因此法国国家选拔赛在资格赛中起了作用。在这期间,法国只进行一些预备性的友谊比赛。博尼佩尔蒂在字眼上很会耍花招,他不愿意听任我让米歇尔·伊达尔戈召去。

我们正谈到伊达尔戈提出的保留意见,博尼佩尔蒂突然站起来。他请求我们原谅他。吉尤利亚诺和巴尔蒂尼也跟着他出去了。时间已到中午12点。我和贝尔纳打起赌来。我押的赌注是博尼佩尔蒂吓跑了,他认为博尼佩尔蒂征求阿涅里的意见去了。

我的肚子有点饿了。当天上午在去萨托拉的时候,我早已想象到我的面前会有一桌皮埃蒙特盛餐。花样很多,有西红柿炒鸡蛋或阿尔贝式的鱼片,外加一杯巴罗洛酒,那是本地产的葡萄酒。可是实际上,人们给我们端来的托盘上只有几块三明治!

菲利浦·皮阿特开始感到烦躁不安。我们邀请他同我们一起来用这顿不作为报偿的午餐。我们之间互相开着玩笑。再过几个钟头,转队的大门就要封闭了。尽管存在这种威胁,我们仍然显得轻松愉快。

最后,博尼佩尔蒂和他的两位顾问终于又回来了,时间已到14点。我们利用皮阿特在我们中间的这个机会,立刻转到最棘手的问题:向圣太田俱乐部支付转让费用。谈到这个问题,足球运动员工会主席皮阿特在场是理所当然的事。
谈到这里,事情开始变糟了。

博尼佩尔蒂的态度显得非常强硬,他以不容分辩的语气强调指出这笔巨大的数目应当由我来支付。
我拒绝了。

他反驳说:“我们的协议是建立在您完全脱离您原来的俱乐部的基础上的。”
皮阿特提出法律方面的论据来反驳他。博尼佩尔蒂认为这些论据都是遁词。
大家说话的嗓门提高了。
博尼佩尔蒂的热情而温和的态度不见了。
皮阿特也是如此。

我呢,我眼睛望着窗外……外面,我看见井然有序的树木和着名的体育城的游泳池。那里有一种文艺复兴时期的平静。
一点也不象这里!尤文图斯俱乐部的律师和财政顾问吉尤利亚诺显出绝不肯让步的样子。他使出了他的秘密武器:“我去征求一下欧洲足联主席弗朗奇先生的意见。”

吉尤利亚诺太狡猾了,因为弗朗奇不可能不承认自己提出的一条规定,而且他最后又亲自定了这条规定。事情开始出现僵持局面。吉尤利亚诺用意大利人惯用的诡诈和厌烦的神情重复着他的话,以使我们处于窘迫的地位:“得了,转队问题看来是实现不了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亲自来处理,我站起来,决心采取行动,突破这个僵局。我拿起电活,直接要在圣太田的罗什主席。

“主席,我是米歇尔·普拉蒂尼。我想赫尔班可能告诉您了。我现在在意大利,我同尤文图斯俱乐部的领导人达成了一项协议,但是我必须得到您的批准才能出来。我很想就欧洲足联规定的补偿金额同您讨论一下……”
“为什么呢?米歇尔,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有的,在法国足联不提出这个要求的情况下……”
“喂,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你付给我们你的合同上规定的数目就行了。”
我挂了电话。我对这场争论感到厌烦,于是我准备让步,因为吉尤利亚诺提议尤文图斯可以先付我这笔钱,然后从我的工资中扣除。“否则,”他又单调地重复说,“转队不能实现,转队不能实现……”

最后还是我找到了解决办法。我抓住吉尤利亚诺提出的建议,我接受这个建议,从而扭转了形势:“好了,你们支付欧洲足联规定的付给圣太田俱乐部的数目,以后根据我在尤文图斯队的两个赛季,你们还可以从未来的招聘我的俱乐部那里收回同样的数目……”(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会在尤文图斯俱乐部续签合同)。
博尼佩尔蒂对我的商业意识很感兴趣。他笑了笑,表示接受。

我亲自口述电传的电文,应当马上把这个电传发给圣太田体育协会。电文是:“如果AS圣太田同意普拉蒂尼转队,它可以得到最后总数为128万法郎的费用。”这时已是15点30分。

半个小时以后,尤文图斯俱乐部的秘书走进寂静无声的谈判室里,他举着圣太田发回来的电传。罗什主席表示同意了。同时,根据欧洲足联条文的精确措辞,他又增加了一个批注:“培训费用”。
紧张的气氛立刻得到了缓和。我感到我可以放心了。突然,电话铃又响了。这是欧洲一台欧仁·萨科马诺打来的电活。

“啊!你现在一定在博尼佩尔蒂的办公室里!米歇尔,太好了,谢谢你。我要抢先发出这则独家新闻!……”

我惊愕万状。他竟知道我的行踪,而意大利新闻界甚至不知道我来到了都灵。他是通过“红色电话线路”知道我在什么地方的。那些临时充当调查人员的听众向欧洲一台提供一则消息便可以换取500法郎的奖金。他可能还知道我们的飞行计划改变了。跟踪者真要命!

我给留在家里的克利斯黛尔打电活:“你不要担心,一切顺利。我们达成了协议。”

我感到她离我是那么遥远,那么神圣,几乎与她无关似的。我以后才得知克鲁德·贝兹和迪迪埃·科埃科就在客厅里坐在她的旁边。波尔多俱乐部的主席和他负责体育事务的经理没有打招呼就来到我家里。他们此行是为了孤注一掷。说服我跟他们到纪龙德队去。克利斯黛尔的处境很为难。她佯装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瞎糊弄他们,争取时间。

在都灵,我正准备在合同上最后签字画押,突然法国队这个障碍又一次出现了……
法国队……捍卫自己国家的国旗很可能是每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最崇高的愿望。不仅仅是一种愿望本身,更是一个梦想。这个梦想,你会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它,尤其是当你知道你要去一个外国的俱乐部里踢球时。在这种情况下,我在都灵比在圣太田或南锡更要提出我是属于法国队的这一要求。因为我永远没有忘记,不管我穿上什么样的运动衫,蓝衣队的运动衫都在温暖着我的心。

作为法国队的队长,作为我的祖国足球大军的最高统帅,我要给予她一切优先权。我对我参加过的34场选拔赛,对我攻入的20个球和我的队长袖章感到骄傲。我为她服务,心里很自豪。在我和法国队之间,这是一个感情问题。

“我们愿意每年批准您三次去法国队,但那仅仅是为了进行正式比赛。”
“不行,我想得到完全的自由,以便能够响应我亲密的朋友米歇尔·伊达尔戈的一切召唤。”
热内斯达尔坚定地支持我。气氛又一次紧张起来。到最后热内斯达尔突然说道:“好了,如果你们想把爱尔兰人布拉迪留下,米歇尔准备放弃这一切。我们完全可以回到法国去。”

这种无法摆脱的沉默持续了几秒钟以后,博尼佩尔蒂突然大笑一声,表示他同意我们的要求。贝尔纳把他那支金黄色的钢笔递给我,我在合同的每一份式样上签下我的名字。我每签一份就感到自己得到了解放一样,博尼佩尔蒂如释重负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你们知道,如果说吉尤利亚诺使你们受了这么多的苦,那不是为了跟你们过不去。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专家……但是,现在事情过去了。你们愿意喝一杯吗?要橘子汁还是要苏打水?”
“不,主席,我们要香槟酒!”

当我们用起泡沫的阿斯蒂酒互相干杯的时候,贝兹和科埃科离开了圣太田,他们朝波尔多驶去。他们两个人一无所获,败兴而归。19点,电台播放了一则特别快讯:“普拉蒂尼在尤文图斯。”一些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从一个服务站给克利斯黛尔打电活说:“好极了!我们不生你们的气。但愿他获得欧洲杯。”我呢,我在想我能够保存下来的梦想,因为我完全能够为法国队效劳。

在我们面前有两个世界杯赛,一个马上就要举行,另一个在四年以后举行……1982年,1986年是两次世界杯大赛。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坚持我完全不受约束地属于法国队这一条文的决心是如此的重要。这几乎是一种预感。就如同我能闻到未来的气息一样,我预感到每隔四年的两次令人惊叹不已的奇遇正在等待着蓝衣队的队员们。

博尼佩尔蒂的说话声使我从梦幻中清醒过来。他说话的声音如同阿斯蒂酒的劈里啪啦声。
“现在您是我们的人了,您应该把头发剪一剪!”
“是吗?你们不怕把我的本领也剪掉吗?……
在这次令人开心的、轻松愉快地会见中,让·科对一切问题都很感兴趣,终于满载而归。星期四,他为我鸣放礼炮,颂扬标题是:“米歇尔,请你说一说,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大球星?”

他善于描绘人物,但他不是细枝末节地去描绘。他写道:
“正当普拉蒂尼要飞往封罗姆之前,我同他共进午餐。他身穿布料制服,没打领带。那乌黑的头发乱蓬蓬的。眼睛也是黑色的,显得很精明。他说话很幽默,生气勃勃,回答问题干脆利索。他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就象他盘球那样,就象一只贪玩的猫一样。同我们赫赫有名的10号在一起谈话十分有意思。他告诉我他本来不能到 ‘别处’去踢球。不要忘记这就是球王贝利、1978年的康普斯、马拉多纳的运动衫(巴塞罗那俱乐部为了招聘这个22岁的阿根廷人——博卡青年队的小伙子曾忍痛提出付40亿里拉以上。‘是的,但是他签了6年的合同,而我只签了两年。’米歇尔纠正说),这也是堪称楷模的足球大师比昂托尼的运动衫。不要忘记就是由这个10号来布置全局,指挥和组织其他的队员。我不会忘记的。那么,米歇尔,你为什么会成为大球星呢?‘我并不比别人跑得快,我的体格并不比别人强健,我的击球并不比别人凶猛……’那是怎么回事呢?他用一个手指在前额上钻了钻,然后笑着说:‘是这个!如果你没有这个,关有两条腿有什么用?……’他又用手指钻了钻他的头。

你去尤文图斯队不感到担心吗?‘不担心……开始的时候,总是要吃点苦头的。我必须代替另外一个队员的位置,代替10个队友中的一个。我并没有被人完全接受。例如在圣太田,并不是轻松愉快的事。我是个外来球星(笑声),闯进了先到达的球星中间。一年前,人们并没有请我去破坏球队中一个小伙子的前途。我想在尤文图斯队也是这种情况。一个球队,就是一个小集团,一个俱乐部,一支队伍,一个家庭。一个新队员在开始的时候总是被人当作私生子一样看待。我明白这个。这是一条自然规律……’完全对。我告诉他,按照洛朗兹和阿尔德莱的观点,在大灵长类动物中也是这种情况,甚至还要好一点。一群黑猩猩有 11只,头领是雄性阿勒法。它就是一群之主。它保护这一群猴子,一旦豹子来攻击,它就牺牲自己。米歇尔,我们都是动物。你感到你是意大利人吗?

‘我不知道。在法国队和意大利队比赛之前,每当我听到奏国歌时,我的心情便很激动,于是我自言自语地说:你是哪个国家的人?两个国家的国歌都使我激动。毫无疑问,我是法国人,我的心在法国,但是还有血统、家庭、父辈……’我们还是谈谈别的事情吧.。这些事情太溺于幻想了。我们可以谈谈马拉多纳,很显然,在这届世界杯大赛中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还有谁呢?英国的南安普敦人基岗。当然还有拜仁队的‘装甲车’弗利茨、魏尔马奇、鲁弗特瓦弗以及绰号为‘潜水艇’的鲁梅尼格。

米歇尔,这样我们的话题就多了。啊!对了!米歇尔,照你看,哪几个队将参加决赛呢?是巴西对德国吗?我还有什么队没说呢?我还能斗胆说出什么队呢?‘还有法国队,我们等着瞧吧!’米歇尔斩钉截铁、有点气愤地说。他突然骄傲地挺起胸膛,表现了不容置辩的派头。我敢把手放在圣骨上发誓(例如把手放在科帕的一只钉鞋上或者米斯特·方丹的一件运动衫上),普拉蒂尼以闪电般的速度回答说:‘法国队’。这是戴高乐式的作风,不容分辩。我什么也没有回答。”
在另一页,米歇尔·德尼佐没有那么多的浪漫主义的情调。他比较讲究实际。他在圣塞普里安体育运动研究所这座“大体育场”内翻阅了我的大量的商业合同和“普拉蒂尼10号”服装的商标后,用实实在在的金法郎对我的职业地位作了一个估价:“这个人的一脚价值10亿法郎。”

这期《巴黎竞赛报》的其余部分便是雅克·加洛法洛的带照片的长篇报道。他首先推出我孤单一人在更衣室一角的浪漫主义的形象,随后又谈到我和正在弹钢琴的克利斯黛尔以及我的两个孩子在一起的家庭生活,接着,又是他拍的一组时装照片。在两个镜头之间,我没有拿球,却兴致勃勃地装出一副足球运动员练习弹跳能力的样子。当然也有一页谈到我的爱好:音乐和朋友。人们可以看到巴蒂克·巴蒂斯东在我的花园中同我共饮香槟酒。

我知道我对赌博的爱好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于是我同意在浴场蒙特隆赌场里去进行轮盘赌注。我手里攥着500法郎和1000法郎的小牌牌。没有必要说明我不仅仅是为了拍一张照片,而且我真的把一切赌注都押在“10”号上。我绝对相信这个神奇号码的魔力。
最后,我们来到尚蒂伊赛马教练帕特利克·比昂科纳的家里。我把头伸到“佳德”和“苏基奥”这两匹赛马的中坚。佳德浑身呈淡红棕色,苏基奥的皮毛呈黑色。

我和两匹赛马好像一见钟情似的。不过,说起来总归是好朋友的故事:一年以前,在法国游艺俱乐部组织的着名的夏季循环赛期间,这一切就已经开始了。我是这个俱乐部在巴西的荣誉客人。蒂埃里·罗朗主持这个讨人喜欢的俱乐部并且领导访问赛。大家都知道蒂埃里对赛马的爱好。后来他成为赛马专栏作家这一点更证明了他的这种爱好。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上,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约塞·科凡斯。他是赛马爱好者所熟知的一个人物。我们之间的谈话不可避免地落在赛马上。

“要是你愿意,”蒂埃里对我说,“我们让你当真参加进去。”当时他幻想“租”一个有两三匹马的赛马场。我对此很好奇,想了解更多的情况。我问了他关于租马的价格,马夫的报酬等等。蒂埃里回国之后,在参观诺曼底的一个种马场时,一眼看中了两匹不满三岁的雌马。它们就是佳德和苏基奥。看来,一见钟情是相互的。

事情谈妥了!于是我们同科凡斯一起立刻创建了“足球马场”。我每月要付5000法郎。我选择了黑白相间的绸上衣作为赛马服……因为,这是尤文图斯的队服的颜色。正是在这两个未来的赛马皇后之间,在绕经赌场的绿色毯子以及在卡斯代尔家里的那次会见之后我才走进《巴黎竞赛报》,那些迄今登场已经2000个星期的名人的圈子。

我甚至是以签订独家合同的方式进入这个圈子的。从西班牙世界杯大赛到墨西哥世界杯大赛,这五年中,我成为一个重要的合作者。我在圣太田或在都灵的私人生活方面的照片仅仅送给《巴黎竞赛报》。

有关我从塞舌尔到加勒比海同克利斯黛尔、洛朗和玛丽娜一起每年夏天和冬天度假的情况都定期地刊登在《巴黎竞赛报》上。

法国人从《巴黎竞赛报》上可以看到我同尤文图斯队结合的过程(困难的结合)以及我东山再起、南征北战,直至获得荣誉的情形。

读者们在1986年3月底还可以从《巴黎竞赛报》上发现利诺·旺蒂拉对我进行的一次采访以及在“启幕”节目中的尼·哈里代说过的几句极其出色的话。

我从这个签订的独家合同中得到不少的益处。我摆脱了那些捕捉独家新闻的摄影记者的追踪和纠缠。这个合同也平息了在这方面的竞争。作为我积极参加这方面活动的交换条件,《巴黎竞赛报》给我提供了广告方面的补偿——从来没有财政方面的补偿。我可以任意地利用这个方便条件来为我在圣塞普里安的“大体育场”的足球培训班作广告宣传。

我是在足球之外的另一个领域内,在新闻界取得进展的第一个足球运动员。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对从事我们这一行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飞跃。

在泽尼特大酒家的盛会上,我站在斯特凡尼、乌尔苏拉、博·德尔克、阿兹纳弗尔、萨尔杜、比热尔、法比尤斯和希拉克中间。这一切多亏我在1982年6月的一天在明星园中迈出的第一步。那一天,我从一个胆怯和保守的崇拜者和赞赏者不自觉地转到了栅栏的另一面……是好的一面吗?

但是,唯一的好的方面,难道不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渡过的这些美好的时刻吗?难道不是我一生中这些关键时刻吗?五年来,《巴黎竞赛报》试图成为这些时刻的享有特权的证人。

我翻了翻被我兴致所至到处乱扔的日记本。这既是旅行日记,同时也是家庭日记。
1983年8月,在我即将开始在尤文图斯队的第二个赛季之前,我和全家在马尔代夫度过了一个田园诗般的假期。我的妻子克利斯黛尔扮演捕捉迷人镜头的摄影记者的角色。她给我们拍了很多身穿各种时装的照片,终于找到一个满足她摄影爱好和专门为《巴黎竞赛报》拍摄一部报道片的机会。当我和我的两个孩子洛朗和玛丽娜(她是两年半前出生的)在马莱岛上懒洋洋地晒太阳时,我真是快进人间天堂了。由于我一点也不会滑帆板,我只是兴致勃勃地跳水,获得无穷的乐趣。

克利斯黛尔觉得有点承受不了我的名声。她不再陪我到各处去,也不再观看我的比赛。她不愿意同我一起去赴正式的晚宴,避免在都灵的大商店里购买东西,因为她怕被人认出来。她不再签支票,宁肯用她当姑娘时的名字。这是荣誉带来的消极的一面……她在我的职业圈子以外的地方挑选朋友,当然博涅克的妻子威斯拉娃除外。当她不打网球的时候,她就同威斯拉娃一起去上体操课。她们每星期去四次。

1984年7月,当我在都灵的第二个赛季结束后,我和我的小家庭一起乘协和式飞机前往美国。我一年一度都要修整一下这些我们自己专用的休息场所。在那里,我们的家庭可以无拘无束地、真正地生活在一起,充分享受天伦之乐。一年当中我有11个月被意大利足球压得喘不过气来。假如没有这种必要的使人有一种安全感的发泄的地方,我就会像一颗定时弹那样爆炸。 我的两个孩子在这里同他们崇拜的对象在一起:他们是米老鼠、唐老鸭、丁戈和其他……而我终于能够谈论……除足球之外的一切东西!在纽约,我们每天早晨七点钟起床,那是为了去中心公园玩。然后,白天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因此纽约没有给我们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象……

前此,我们都在马尔代夫、塞舌尔、马提尼克岛或巴西度过我们的暑假。在那里,我们改变了在“太阳下的岛屿”度假的习惯。我认为发现了曾把我无数的意大利先人迷惑住和吸引来的新世界……今天,我们是在纽约愉快地生活,明天将是彼岸的洛杉矶,另外一个大洋……对玛丽娜和洛朗来说,尤其是迪斯尼乐园。

我想尽一切办法使我的名声不至于成为我两个孩子的负担。在我们家里,我很小心谨慎,不把我的奖杯和奖牌挂起来或摆出来给他们看。我也避免把谈到我的报纸到处乱丢。我在都灵感觉良好。尤文图斯俱乐部千方百计地使我们过着极其舒服的生活。我在家里几乎是深居简出,只有每天五十多封来信打搅着我们的宁静生活。把这些信寄到我们这里的人真是赛过福尔摩斯!我的住处绿树如荫,环境幽静。当我没有兴致在电脑上创造组合游戏方案的时候,我就看看电视,听听录音机。

在都灵的时候,我仅仅开着“菲亚特一型”汽车出门,这样不至于引起我的支持者们的注意。当我和克利斯黛尔一块去米兰时,我才使用我的菲拉里牌车子。我每星期去一次米兰,那是为了“惊险破门”电视节目的事宜。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商店里购买东西。

假如上帝没有把一个圆球和踢球的一双脚赐给我,我今天也许是工资收入最低的人之一。这一点我是不会忘记的。总而言之,今天的我不应该同以前的我有什么两样。和其他人一样,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即使挣来的钱象天文数字那么庞大也不应当使人晕头转向。

我认为在美国,职业足球(不是美国式足球)处于一种可悲的状况。我应当承认,由于这个缘故我打消了去纽约宇宙队从而结束我的足球生涯的念头。在一段时间内,我曾打算到那里去。

在我的足球生涯中,每逢遇到危急的时刻,艰难的时刻,我总是同我的两个孩子在一起玩一玩,得到家庭气氛的鼓舞,准备投入战斗。1985年9月同波尔多队进行比赛之前,在布鲁塞尔的海塞尔体育场尤文图斯队同利物浦队决赛之前,我都是这么做的。

海塞尔体育场……那可能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我通过这次胜利觉醒了。在由38名遇难者的鲜血染红的体育场内进行的90分钟的足球比赛深深地印在我的生活中,可能直至我生命的最后一息。人们可能会说,在事件发生后一个半月,我去巴巴多斯度假,这其中就含有看破红尘的意味。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

我在埃尔东·约翰的建议下,同我的家人一起在那边度过的12天假期实际上就是逃避现实。在那个五月的晚上,远离世间的嘈杂声和愤怒声,我以足球运动的名义,以欧洲杯赛的名义思考着这突然发生的惨案。博涅克也来到天涯海角的这个小小的绿色天堂。我们两个一块打网球,肩并肩地去滑水,在凌晨一块起来去钓鱼。我们彼此之间不谈及那个悲剧,但是我知道他的想法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滑水和板球能使我们忘却这件事吗?很难说……

因为正是1987年9月18日的泽尼特大酒家的盛会以及五年来为《巴黎竞赛报》提供“报道”的我的日记本,不可避免地把我拉回到这个悲惨的事件上。看到这个豪华的场面就使我想起了那场悲剧。
21.进军西班牙的通行证


人们常说,历史只是无穷无尽的重复。足球运动的历史也是如此。四年前,法国队经过长达12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赛的资格。这个出线权只是在最后一场资格赛的最后一刻才见分晓的。

1977年11月:法国对保加利亚。
1981年11月:法国对荷兰。

第一场比赛的前途是去阿根廷世界杯大赛的伊甸园。
第二场比赛的前途是去西班牙世界杯大赛的“希望之乡”。
爱尔兰共和国在我们通往出线的道路上原来起的是获胜机会甚微的局外人和裁决人的作用。四年之后,它虽然阻止我们越过比利牛斯山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种可能性毕竟存在。

比利时队在我们的小组赛中已获得出线权,因此剩下三个队争夺一个位置。这三个队是:荷兰、法国和爱尔兰。爱尔兰队渴望法国队和荷兰队11月18日在王子公园足球场的比赛中踢成平局。这场平局将判处我们的死刑,但足以使我们的两个对手缓刑,因为,此后,这两个对手不得不在中立的场地上,在一场无情的较量中互相交锋。

这就是我们在王子公园足球场的最后一次比赛中所面临的形势。
荷兰队是一支着名的球队。它竭力想恢复它那享有盛名的过去。利伊凡尔就准备用这支球队同我们对抗。

一个月以前,荷兰队召回了它在世界各地当教练的所有的雇佣球员,于是狠狠地教训了一下比利时队(3:0)。在那一天的比赛场地上,国外培训的运动员比国内俱乐部培训的运动员还要多。他们当中有克洛尔(那不勒斯)、尼斯康(纽约宇宙队)、济伊森和米朗(伊普斯威奇)、翁·德·科尔普(都灵),理所当然地还有约尼·莱普(圣太田)。

最引人注目的显然是尼斯康的归来。以前他在阿贾克斯队和巴塞罗那队时是一个纯洁而又难以对付的冠军,而目前他在被人过份吹捧的“美国造”英式足球的小天地里成为一个背乡离井和日薄西山的球星。
利伊凡尔十分认真地向人们保证,尼斯康是科瓦克时代的“完美足球”的化身,作为一个球队的灵魂,他一点也没有失去他的特长。

利伊凡尔在他的球队以辉煌的成绩战胜比利时队以后证明他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他想以这个归来的灵魂队员为核心重新组织荷兰队,以便在同我们的比赛中一决雌雄。
这场赌注是如此的重要,于是在纽约宇宙队和荷兰足联之间很快地达成了一项安排。纽约宇宙队迫使荷兰足联在一份付给它的这个球员1000美元的保证书上签字!荷兰足联只同意付100万盾。利伊凡尔再三提出要求。他为他这个天才的、全能的队员申诉,断言只要有他在,即使在巴黎进行比赛,胜利也是可能的。最后双方只好达成妥协,于是漂亮的约尼收拾好手提包——越快越好嘛!——去王子公园足球场。
这场比赛的情形我就不再叙述了。

这场比赛同法国对保加利亚的那场比赛差不多。同样的观众,同样的气氛,同样的紧张,同样的赌注。
总之,我们胜利了。我攻进了第一个球,而西克斯攻进了第二个球。

从上一届世界杯大赛到这一届……我们老了四年。我们大家都意识到我们取得这个资格使许多人感到高兴,不仅仅是我们这些运动员感到高兴。今天,足球表演是体育运动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事业,不可阻挡的时潮。

我们当然认为《队报》头版头条的标题就是这个含义。这家体育日报用简练而含义深刻的几个字极力颂扬我们在同荷兰队比赛中取得的胜利:“妙极了,谢谢。”

这声“谢谢”,我们并不是不放在心上的:有位酷爱小道消息的本地新闻记者向我们披露内幕说,如果我们被淘汰,根据预测,《队报》只能出售35万份,而在我们取得胜利后的第二天,这家报纸竟出售了62万份!

由于通货膨胀在一切部门飞速发展,因此我们成为那些寻求短期投资的广告商们追逐的对象就不足为奇了。

回想起我们在普拉塔的马尔和印度俱乐部的那些阴暗的日子激起我们百倍的警惕。这一次,我们绝不能为了几个贬值的比塞塔而在更衣室的要价声中栽跟头。不管有没有象征性的“三条带子”,每个人都必须奋力地去拼搏。

在伊达尔戈于圣诞节举办的冬季培训期间,这种忧虑出现在我们每一次的谈话中。我们在封·罗姆的比利牛斯山的训练营地里一共有30来个人,其中包括技术方面的负责人。我们在场地上进行训练,在“温泉中学”的设施里洗澡和治疗伤痛。晚上我们在旅馆里就餐和闲聊天,有时去赌场里观看节目演出。一些艺术家临时去那里客串。他们当中有德勒普奇、帕特利克·塞巴斯蒂安、弗朗西斯·卡布莱尔,但是节目单上偏偏没有讨人喜欢的皮埃尔·普莱和他演唱的“愉快的夏令营”。

这一次也没有人给我们演唱滑稽小曲……

把运动员和做广告结合在一起的设想正在顺利地进行。这个设想在领导人的头脑中已经成熟了。在法国同意大利进行比赛的前夕,它终于有了结果。这场比赛实际是对四年前离世界杯赛还有几个月时在那不勒斯进行的那场比赛的友好的报复。

从那以后,法国队就集中在凡尔赛门的比埃弗尔山谷中的汝伊·若扎斯村。我们不得不逃离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森林足球场”和圣日耳曼·拉耶去过一个轻松的夜晚,然后又兴致勃勃地急忙赶回训练基地。

正是在那间为参加“意见听取会”的高级干部们精心布置的房间里诞生了我们的奖金。
协议很快地就签定了。为管理和使用我们参加世界杯赛所带来的高额经济收入,人们专门建立了一个公司——“法国足球培训俱乐部”。
法国足联主席弗尔南·沙斯特尔在征得博西斯、特雷佐和我的同意后亲自透露了这项计划的实施办法。

“法国足球培训俱乐部”把它的商业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二重新分配。五分之一的金额由参加八场资格赛的36名运动员平分。五分之四的金额又分为24份,其中两份归技术干部(伊达尔戈、布利埃、盖兰、弗利亚克大夫、塞尔尼按摩师、运动员身体检验者尼兰·德·马尔蒂尼以及守门员大师伊万·居科维克)。

人们在讨论中专门谈了我的情况。“普拉蒂尼呢?很多公司都希望同他直接签订合同。同他单独签订合同。”
我反对这种作法,而且态度很坚决。我不能同意一个团结一致的球队受到个别人享有的特权的毒害。

在普拉塔的马尔发生“三条带子”的丑闻时,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11个队员中有两个队员不得不履行他们同“阿迪达”公司单独签订的合同。他们没有参加那次拒绝描三条彩带的摆工。他们的行为在团结一致的集体中造成了混乱。

我认为对于多多少少带有某种秘密的合同最好堂堂正正达成一个良好的整体协议。
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三场比赛来临之际,每一个被挑选的队员起码应得到15万法郎。62年来,两国之间的比赛始终有利于意大利人。

我愿意在世界杯赛中同意大利人相遇。我渴望决赛能在“法国蓝衣队”和意大利“蓝衣队”之间进行……在2月23日这个晚上,我很乐意带领这支士气不断高涨的球队。

我们的对面始终是尤文图斯队和意大利队的老守门员迪诺·佐夫。为了对他表示欢迎,同时也为了在他40岁(!)的生日蛋糕上增加一点友谊的光彩,我送给他一枚精致的金属纪捻品。迪诺对此表示感谢。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不久前在那不勒斯的比赛中我用任意球把两个球送入他的网底。
他想到这里笑了。
可是他笑的时间不长……

15分钟以后,王子公园足球场内的观众同我一起激动万分。我用一个滚地交叉射门,使佐夫到他的网底去捡我射入的第一个球。在比赛快要结束时,达尼埃尔·布拉沃又锦上添花,使体育场的观众高呼他的名字。

我好像在梦中进行比赛那样。因此第二天的《体育报》对我有这样一个颂扬性的平论:“意大利不得不在普拉蒂尼面前缴械投降……”我得到一个例外的牌价——我得了9分(十分为满分)。而这家报纸从来没有给一个球员打八分以上。此外我还得到了一个绰号“普拉蒂尼西姆”。这个绰号永远地赶走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恶梦般的绰号“普拉蒂尼克斯”。“普拉蒂尼西姆”,雅克·蒂贝尔在“法国足球报”上这样称呼我,然后又用一种虚假的坦率口吻说,“你在2月23日的比赛中难道没有别的想法吗?”

我得到了这个信息,说真的,我没有别的想法,至少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虽然我同圣太田签订的合同就要到期了,但是我在当时还不知道着名的米兰俱乐部和尤文图斯俱乐部看中了我。
在那个蓝色的夜晚,我没有别的想法。我的运气极好。我首先想到的是法国队及以后的交锋。

我26岁了。象让维翁、特雷佐、洛佩兹、罗什托、拉孔布和西克斯一样,我已经是一个老队员了。自从阿根廷世界杯大赛以来,我们这个球队使六个队员成熟了。
伊达尔戈也成熟了。

他在圣诞节时搞的集体训练不仅仅是一种试验。两年来,他对国外主要球队身体条件方面的报告和调查进行了精心的研究。通过大量阅读资料,他得出一个结论:在海拔高的地方进行训练有额外的收获。

5月17日,在同巴黎圣日耳曼队进行了法国杯决赛之后的第二天,我同圣太田队其他的队员们一起来到伊达尔戈在圣诞节时就已经选定的高山训练基地。我们到封·罗姆的温泉中学去呼吸新鲜空气,以便锻炼我们支气管的呼吸能力,提高我们的生理和竞技效率。

应当相信,缺氧使我们很快地全身发软。在安道尔,我们仅仅以2:1战胜当地的足球俱乐部,但是我们把免税的手表和高保真的玩艺抢购一空,然后象强盗一般走了。
6月2日在图卢兹情况更糟。在那里,威尔士地区证明它同我们一样有资格去西班牙参加世界杯赛(我们以1:0失败)。

在毕尔巴鄂,另外的英国人更向我们证明他们有资格去西班牙参加比赛。在足球比赛中,这些英国人踢球比威尔士人经历过的锻炼还要多得多……

对我们来说,6月16日开始的世界杯赛就是同英国队进行的比赛。我们离开封·罗姆,到极其现代化和舒适的蒙蒂科旅馆去下榻。实际上我们超过了海拔两千米的高度。

毕尔巴鄂是巴斯克的首府。它是一个黑色的城市,同左拉笔下的圣太田一样。

那一天骄阳似火,天气十分炎热。
温度高达四十度(在阴凉处),跟安达卢西亚的温度一样……
22.在伊达尔戈的故乡


很显然,骄阳和高温并不能成为原谅自己的理由。同西班牙,荷兰或意大利进行比赛时,我们总是可以拿这个理由为自己开脱。但是同英国进行比赛,这肯定不是理由,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泰晤士河以北地区每年出太阳时间还不到一百天。

在我的足球生涯中最着名的一张照片,长期以来成为画报或应季书刊封面,这张照片就是在那场比赛中拍摄的。那场比赛我们输掉了,没有任何光彩。照片上的我毛发倒竖,眼睛也黑了,胡子也没刮,胳膊上的血管凸起,肌肉绷得紧紧的,拼命要扭转败局。的确,比赛一开始就很不顺利。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
正像洛尔卡在他的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在下午五点钟,比赛的哨声响了,“勇士们的聚会”开始了。

对我们来说,我们被处“死刑”的那一刻只有27秒钟。圣马梅斯体育场的计时钟刚开始走动,中场的科佩尔发界外球,一记长传把球送给特雷沃尔·弗朗西斯。弗朗西斯又把球回传给罗布森。罗布森在没有任何队员紧盯的情况下象一把尖刀直插球门,首开记录。

前后只有27秒钟啊!刷新了贝尔纳·拉孔布在普拉塔的马尔体育场快速进球的记录(36秒钟)!

我们对这个球提出了异议,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四年前,意大利人正是在同样的困难条件下扭转了局面。他们做出的榜样使我们不能认输。
不过,还必须有能力扳回来。

在这场比赛中,法国队把希望寄托在反应迟钝、缺少创造性的中场队员身上。伊达尔戈想布置一个赛似百年战争的防守体系。我是理论上的中锋。正如资料照片所证实的那样,我在这场比赛中显得无能为力。我得不到一个好球,为了进攻,我不得不赤膊上阵,在整个场地上跑来跑去,希望能得到队友的掩护和传球。但是我遇到的不是针锋相对的可爱的英国人希尔顿,而是经常地和我们自己的人埃托利撞在一起。

面对我们的“世仇”英国队,尽管它的战略家基岗没有参加比赛,我们炮制的过了时的“四一四一二”阵势还是象承认自己无能似的遭到了惨败。

上半场的比赛象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结束了。实际上我们倒觉得是在沙漠中找到了绿洲。人们给英国人送来了茶水,而我们喝的是清水。我们贪婪地互相争抢一片阴凉的地方。在更衣室内,我平躺在瓷砖铺成的地板上。球队中有一半队员也都沉醉在这种难得的清凉中,负责照料运动员的人赶紧跑到淋浴的水龙头那里准备凉水毛巾,然后把毛巾放在我们的额头上。

虽然热拉尔·索莱尔巧妙地攻入一球把比分扳平了,但是看到全体队员这种筋疲力竭的样子,我很难相信在下半场的比赛中我们能够取胜。
我们的两条腿软绵绵的,显得十分沉重。
我们感到头重脚轻,耳朵嗡嗡直响。
我们的眼睛模模糊糊,没有光泽。
我们好象不是在毕尔巴鄂,倒象是的塔塔乌伊那。法国队也好像不是原来的法国队,倒象是“西班牙的步兵连”。

裁判的哨声在呼唤我们,使我们忘记了这一切!可是英国人怎么能坚持下来呢?
正象我预料的那样,我们一败涂地。我们的防守十分脆弱,致使罗布森和高个子马利奈轻而易举地攻进两个球。马利奈一再扬言要战胜法国队,就象以前他在伊普斯威奇队里战胜圣太田队一样。

我们满腹辛酸地离开了毕尔巴鄂,想很快地从记忆中抹去在巴斯克的这场失败。我们前往巴利阿多里德宿营。我们收拾起手提包,脑子里装满了总管的各种指示。不过这也使我们换换脑子。不言而喻,法国人民已在机场等候我们,这些球迷乘坐包机通过巨大的空中桥梁来到这里。

他们肯定有理由失望。他们显得萎靡不振,手中的旗子也卷起来了。我们可能会互相谩骂。但是我们没有骂。当然出于支持者的爱,他们为自己感到难过,更为我们感到难过。是他们首先使我们回想起我们的义务,使我们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要取得世界杯赛的胜利还需要奋斗下去。他们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们十分了解参加资格赛的六个小组的情况。他们已经做出了预测,并且能把注定要被淘汰的12个队和有资格进入下一轮比赛的12个队的名单背下来。没有一个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都把我们正式列入能够取胜的一类。真是太好了。

原则上在同科威特和捷克的比赛中,我们还必须拿到四分才行(在四个队中)。第二天,当我们的两个对手踢成平局,握手言和的时候,我们至少能得到三分。

这是一个好的征兆。6月21日,星期一,这一天是我27岁生日。我是在夏至的一天,在太阳升起时出生的。在这个星期内法国队同科威特交锋。但是这个星期会怎样结束呢?是向马德里进军呢,还是象1978年那样提前去度假?

每天晚上,伊达尔戈都把他对世界杯赛的感想记在一个小学生练习簿上。他在法国对英国这几个字的上面划了一条线。他甚至把法国队的队员更换了百分之五十(守门员除外)。阿莫罗斯正式担任右后卫,让维翁要和特雷佐一起阻截,让伊尼重新回到场地中央的位置上。加上我和吉雷斯,于是又形成了法国和荷兰争夺资格赛时的那个阵势。拉孔布替下受伤的罗什托,西克斯踢左边锋,代替去踢右边锋的索莱。

当我们离开毕尔巴鄂时,我们的脑袋和血液都是热的。这一次是新鲜血液使我们振奋起来了。这样调整的效果很快就显示出来了。上半场比赛我们攻入两个球,让伊尼(他后来罚任意球能比得上我)和我自己各攻进一个球。下半场比赛一开始,迪迪埃·西克斯又命中一个球。

其他发生的事情就象“丹丹在黑金国”那样的连环画一样有趣。一个头上裹着缠巾的酋长突然出现在场地上,对吉雷斯攻入的一个球大发雷霆。我从幕后看见了这个场面,同时也看见伊达尔戈突然出现了,他的脸气得通红。他到更衣室来找我。在发生外交事件中,我的退场和他被武力驱逐出场真象连环画……

这样的事件还有,不过更加隐蔽,更不容易看出来,因此也更能说明其中的奥妙。

在法国和科威特比赛的当天晚上,在蒙蒂科旅馆的亲切气氛中,人们给我送来一个巨大的蛋糕,上面插着表示我生日的27支蜡烛。这样的关心真叫人感动。但是第二天吃甜食的时候,大家惊呆了。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里,让·蒂加纳(他没有参加比赛)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他打开一个盒子,默默无闻地吃着一块蛋糕。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蜡烛,用打火机点着烛芯。蜡烛的火苗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这时候,漂亮而严肃的蒂加纳说:“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可是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庆祝一下。我只好自己来庆祝。”

总管只好忍着。大家都感到不自在,无论是米歇尔·伊达尔戈的好言相劝,还是我们取得的出线权都不能缓和这一尴尬场面。另外,不光是蒂加纳一个人说些挖苦话。其他人,主要是替补队员津津乐道地通过一些报纸射出他们的毒箭。

为了反驳这些最初的攻击,我在等待法国队同捷克队的比赛。
这些攻击显然水平太低,是替补队员搞的鬼。他们干脆指责我代替伊达尔戈组织法国队。在蒙蒂科旅馆他们闹得不可开交。

因此我决心反驳他们,坚决地反驳他们。《队报》逐字逐句地刊登了我的声明。人们可以在6月24日的报纸上看到这个声明:
“在法国队中,好几个运动员经常怀有不满情绪。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属于被挑选来的22个队员之列,理所当然有权力换上衣服上场。

“他们说我组织法国队。但是我可以证明,要是我真能组织,那么法国队就要有些变化,例如在同英国队的比赛中,我肯定不会担任中锋的……我还要说明,就是今天不停地批评我的这些队员,当我在同荷兰队的比赛中罚任意球破门的时候,他们是很满意的;当我去讨论参加世界杯大赛的奖金问题时,他们也是非常满意的。所有这一切,他们似乎都忘了……有什么办法呢,在一个球队中总有那么一两头蠢驴!”

我的声明终于使那些讨厌的家伙闭上了嘴。事实证明,我提出的论据都是掷地有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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